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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适算是现实一点的，知道隐得再深也离不开钱，但在他笔下，这钱来得还是一样的潇洒：“卖药囊中应有钱，还山服药又长年。”
没有这种浪漫也就不成其为诗人了。
诗人从来不愁手头没钱，他们只怕肚里无句。
因为大唐帝国的舞台上，唱主角的就是诗人。
诗人出生在这个时代需要修行几辈子：无论是谁，只要诗作得好，就有可能得到梦想的一切。
这种利益是用科举的形式兑现的。
科举确立后，起初很注重儒家经义，用“帖经”
与“墨义”
来考核考生对经典的熟悉程度。
所谓帖经，类似填空，要求考生填上经书中被帖住的文字；墨义则类似问答题，要求写出经文大义。
至于文采，则要当场作杂文两篇，最早主要是写作箴、铭、论、表之类实用文体。
随着盛世来临，唐诗创作日益繁荣，上至帝王权贵，下至牧童竖子，无不喜欢吟诗作赋。
这种背景下，诗赋终于被引进科举，很快就取代了杂文：玄宗天宝年间规定，进士先试诗赋，次试帖经，最后策问，即对时事的看法。
从此诗赋成为科考最重要的内容，即使帖经不合格，诗赋做得好一样能过：“主司褒贬，实在诗赋。”
当年唐太宗看着新科进士鱼贯而出，不禁有些得意忘形，说了句未免带些奸雄气的话：“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
短短一百来年后，进入李家王朝彀中的天下英雄便都变成了诗人，他们提着饱蘸浓墨的如椽巨笔迈步走向了帝国的中枢。
于是，这个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正如汪洋大海上的一艘巨船，从船长到水手，每个人都在吟唱中行使着各自的职权。
这首船也因此散发出了独特的魅力，连破开的海浪，高低起伏也符合平仄的韵律，层层**漾，就像是一行行摇曳于碧波中的妙句。
在唐人看来，诗赋取士实在是高明极了。
写诗贵在独出机杼，诗人当然是天底下最有创新能力的；而那些死啃故纸堆的老夫子，循规蹈矩墨守成规，一派暮气，哪能当好活力无限的大唐帝国的家呢？
御辇上，雍容优雅的唐文宗看着帖经墨义那写得密密麻麻的卷纸，目光里充满了不屑：“只念经疏，何异鹦鹉能言！”
然而，三百多年后，终于有人对这个高明的取士标准发表不同意见了。
王安石，这个坚毅的改革家，在抛出一系列施政大纲的同时，把矛头指向了诗赋取士。
他说：“少壮时正当讲求天下正理，而书生们却闭门学诗作赋；等他得第做官后，世事却都不熟悉。
这就是诗赋取士的科法败坏人才，导致不及古人的原因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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