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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提议罢考诗赋，专考儒经大义与时事策论。
此议一出，立时引来众多反驳。
王安石的老朋友兼老反对派，苏轼，也洋洋洒洒写了文章辩驳。
他说：“自文章而言之，则策论为有用、诗赋为无益；自政事言之，则诗赋策论均为无用矣。”
他的意思是，诗赋诚然于政事无用，但甄别处理政事的人才，天下又有哪种标准是更有效的呢？
这个问题难回答。
即使现代招考公务员，究竟用什么知识才能最有效地衡量人才，仍在探索之中。
暂且把这个问题放在一边，重新看苏轼为诗赋辩护的奏疏吧。
其中有一句话非常有力：“自唐至今，以诗赋为名臣者不可胜数，何负于天下，而必欲废之？”
是啊，诗人哪里对不起天下苍生，你王安石何必定要废除呢？
苏轼的文章自然是铿锵的。
但细思之下，却又疑惑起来：历史上真有这么多名臣诗人吗？做到大官的的确不少，但有几位出色的诗人能做出了不得的事业，力挽狂澜扭转乾坤呢？
苏轼所言的名臣之名，究竟是以臣名还是以诗名呢？
或许在诗人们看来，这两者没有区别。
他们认为自己治理天下的才能原本就蕴涵在诗才之中：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只要能做出好诗连天地鬼神都有感应，此外还有什么做不到的！
看看活跃于大唐诗坛上的弄潮儿吧。
在诗人们的传记中，有一类词很常见：“恃才傲物”
“倚才陵藉”
。
初唐四杰之一杨炯，常称呼达官贵人为“麒麟楦”
。
旁人不明其意，他解释：“你不见那些演麒麟戏的吗？披着一身假皮神气活现，倒也像那么一回事。
可扒了皮还不仍旧是头驴？”
杜甫的祖父杜审言，在苏味道做吏部侍郎时参加了官员的选判，出来后见人就说：“苏味道必死！”
旁人闻言大惊，忙问缘由，审言慢悠悠道：“他见了我的判词，还不得羞愧而死吗？”
他甚至扬言：他的文章就是屈原宋玉也得打下手，他的书法王羲之也得向他拜师。
临终还狂了一把，对前来探病的人说：“我活着老是压着你们，使诸位不能出头；如今我终于要死了，遗憾看不到接替我的人啊！”
贾岛更是狂到了皇帝头上。
某日他在一座寺院中吟诗，恰好唐宣宗微服出游至此，闻声寻来，随手取过案上的诗卷便想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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