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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这个纽带被切断，他便无所归依了。
他生活在这个他在机缘巧合下诞生的世俗之地，他在这里完全是一个陌生人，基本找不到任何与自己有直接利益关联的东西。
教皇是他在精神方面仅有的依靠，君王则是他在物质方面仅有的依靠。
他只有一个祖国，那就是教会。
他在所有政治事件发生时都只关心一件事：对教会而言，什么是有好处的，什么是有害处的。
教会发展得好他就心满意足了，至于其他的，他根本不在乎。
他从来不关心政治：一个优秀的教士放到社会上，只会是一个再平凡不过的人。
他们共同构成的组织，不光为孩子们的成长提供指导，还为成年人的道德行为提供指导，可由于他们本身具有这种感情和思想，最终导致全体民众在处理公众问题时都表现得懦弱无能。
要想准确了解由民众的地位变化导致的精神方面的革命，一定要把教士这个等级在1789年写的请愿书重新读上一遍。
在请愿书中，教士们总是表露出小气的一面，某些情况下，他们还会对过去拥有的特权表现出偏执的眷恋；可就算是这样，他们还是对专制政权充满了敌对情绪，在这方面，他们跟第三等级和贵族没什么区别，他们支持民众享有自由权，他们对政治自由满怀热忱，他们宣称每个公民的自由都应受到保障，这要依靠人权保护法之类的司法程序，而非依靠单纯的承诺。
他们还要求毁掉国家监狱，将特别法庭与调案废止，公开所有法庭辩论，每个公民都有机会被录用为法官，录用依据只有个人才能这一项，不能罢免任何一个法官；所有需要服兵役的人都不能逃避，在向民众征兵时，要尽量避免让民众觉得受辱、受强迫；他们宣称，出现于封建时期的领主权是自由的对立面，现在要将其赎回；将内地的关税废止，不要让劳动自由权受到半点儿约束；兴办私学：他们的意见是，每个教区都要设立一所学校，教育学生不能收取任何费用；乡下各地都要设立像扶贫社和慈善工厂之类的慈善机构；通过各种各样的途径刺激农业发展。
说到真正的政见，他们表明了比其他所有人都更为坚定的政治态度：公民拥有的权利包括召开议会，制定法律法规，还有对国家征税自由表达意见，这些权利不能被剥夺，也不能转让给其他人。
在他们看来，要让某个法国人缴税，必须先经由其本人或是代表投票决定。
另外，教士还要求，每年都要召开一次由民主选举出来的三级会议；三级会议要对所有重要的事务进行商讨，这一过程必须向民众公开；三级会议务必要制定普遍法，所有特例或是特权都不能与其相违背；财政预算的决定权由三级会议掌控，连王室都要受制于三级会议，臣子们要对三级会议负责到底，三级会议的所有代表都不容侵犯。
他们还要求各个省份也都设立三级会议，另外，每座城市都要成立市政府。
然而，他们却完全没有提及神权这个问题。
抛开那些罪大恶极的教士不说，我认为大革命爆发时的法国教士总体上称得上是全世界最优秀、最开通、最爱国、最富公众道德、信仰最坚贞的教士。
最后一点在那些迫害教士的行为中得到了极佳的证实。
在研究旧制度之初，我对教士存有很多偏见；等到研究结束时，我已对他们满怀尊敬。
教士的缺陷其实是各行业团体内不可避免会出现的缺陷，无论是政治还是宗教类型的团体，一旦形成了一个环环相扣的整体，就会变得狭隘，充满侵略性，他们在维护团体本身的特权时，完全是出自本能，偶尔还会表现得很盲目。
跟如今的资产阶级相比，旧制度时期的资产阶级也更擅长表现独立精神。
正是这份独立精神，致使其结构方面出现了很多缺陷。
相较于现在资产阶级占据的官位，当年他们占据的更多，在谋求官位方面，中产阶级的热情跟他们不相上下，这些我们都已注意到了，不过时代的差异也是不容忽视的。
得到这些官位的人变得比以前更重要了，因为其中的大部分官位政府都无法授予、收回。
这样一来，政府便没办法肆意驱使这些人了，在当时的情况下，最有效保障了他们尊严的东西，现在却成了逼迫他们的同僚谦恭顺从的有力武器。
除此之外，资产阶级还在各类豁免权的帮助下变成了假贵族，正是这些豁免权造成了资产阶级脱离群众的悲剧。
真正的贵族身上有一种傲慢与反抗的精神，这种精神在绝大多数假贵族身上同样能看到。
资产阶级被那些特别的小型组织切割得四分五裂，这导致处于这个体系中的所有人都本能地只顾及本组织的利益与权利，却将大家共同的利益抛诸脑后。
在这个地方，人们需要让整体的尊严与特权得到捍卫。
任何人都不能躲在群体中得过且过地活下去。
所有人都在那个很小却很明亮的舞台上，舞台下面的观众一直都是那些人，随时准备给他们掌声，或是为他们喝倒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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