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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特权、偏见，以及错误的观念，是树立规范的、能使民众获益的自由权的最大阻碍，但如今让独立精神在很多臣子和平民心中得以保留的却正是它们，另外它们还促使人们向滥用权力的政府提出了坚定的反对意见。
虽然贵族经常会向政府求援，但对于严格意义上的政府，他们却轻视到了极点。
就算他们已经放弃了昔日的权力，但他们照旧对奴役制度和法律采取敌对态度，一如他们傲慢的先人。
对于民众的自由权，他们一点儿都不关注，政府对民众的控制权加强，他们也没有半点儿异议；可是当政府想加强对他们的控制时，他们却断然无法接受，只要有需要，他们情愿冒着各种各样的风险，来避免这种情况的出现。
大革命爆发前夕，贵族这个阶层眼看就要跟王权一块儿被推翻了，可他们在国王面前，特别是在国王的代言人面前，却表现出了比日后的王权推翻者第三等级还要激进的态度，还要无所拘束的言谈。
在代议制实施的37年间出现的一切对抗权力滥用的保障条例，贵族都迫切要求重新实施。
我们在读贵族的请愿书时，一方面能感受到他们的固执己见和怪异嗜好，另一方面也能感受到他们独有的精神和一些高贵的品质。
民众将贵族彻底打倒、连根拔除，而非将其用法律束缚起来，这一点永远值得叹惋。
此举将国家体制中必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割除了，将一道永远都无法愈合的伤口留在了自由身上。
这个阶级引领时代潮流数百年，期间一直发挥着自身不容置疑的伟大品格，如果将国家比作一副身躯的话，他们便是其中最强大的组成部分，他们内心充满傲气，有种与生俱来的自信心，对特殊待遇习以为常。
他们自身强大之余，还给别的阶级作出了很好的榜样，刺激他们也变得强大起来。
贵族被彻底铲除之后，他们的仇敌也衰弱下去。
他们原先的位子，是其他任何事物都取代不了的；他们也断然不会死而复生；就算将贵族的头衔和财产归还他们，也不能叫他们从内心深处恢复原先的状态。
从那以后，教士在处理俗事时总是表现得非常顺从，哪个君主掌权，他们就臣服于哪个君主，他们从君主那里得到一点点好处，就会说一大堆奉承话作为报答；他们原本是国内各组织中最独立的一个，拥有特别的自由权，别人因此对他们敬重有加。
其他省份的自治权已经丧失，城市中的自治权也所剩无几。
贵族不能组织十人聚会，针对任何事务发表各自的看法，除非他们得到国王的批准。
到了最后的时刻，法国的教会还没取消定期会议。
教会内部，权力处处受限，而它又不能冲破这样的限制。
这会保护底层教士不受其上司虐待，并保护他们不受主教胁迫，被逼对国王臣服。
对于教会这种古老的体制，我不想随意做出任何评判；我唯一想说的是，教士的内心被教会保护得很好，没有受到任何政治方面的奴役。
另外，教士之中有不少人都带有贵族血统，贵族身上那份骄傲与不羁也被他们带到了教会中。
并且他们全都是拥有很多特权的上层阶级。
这样的封建特权严重破坏了教会的威严，却让教士们的独立精神得以保全，没有被社会政权污染。
不过，是土地所有权将公民应有的思想、需求、情感和热忱赐予了教士。
我曾耐着性子，将过去省三级会议留下的大多数报告和辩论读了一遍，尤其是朗戈科特省的相关资料，因为相较于其他省的教士，该省的教士在公共管理的细节方面参与更多；我还曾怀揣着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思想，耐心阅读了1779年和1787年的省三级会议记录，结果发现那些主教以及修道院的院长——他们之中有不少人品格高洁，知识渊博——写了关于修路或是修运河的报告，从专业角度阐述了修建这些工程的原因，从科技的多个角度讨论了提高农产品的数量、保障民众福利、促进工业繁荣的最好方法是什么，相较于那些俗世中的专业人士，他们的水准要么与之相当，要么比之还要高。
我的观念跟那种在社会上相当盛行，且地位不容置疑的观念截然相反，在我看来，将天主教教士的土地所有权全部剥夺，将他们的收入全都改成俸禄的形式，这样做会让民众丧失很多自由，唯一能从这种做法中获益的只有罗马教廷和君王。
某个人将自己人生中最好的时光都奉献给了对外界某种权威的服从上，并且此人无法在自己所在的国家成家立室。
在这样的前提条件下，除了土地所有权，几乎没有法子能将这个人牢牢地固定在他所在的土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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