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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本来“天下为公”
“选贤与能”
与民本、仁政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
只有坚持“天下为公”
、权力公有，才可逐渐发展出主权在民的思想，才可在Ofpeople（民享）、Forpeople（民有）之上，进一步发展出Bypeople（民治），人民才可以由价值主体进一步上升为政治主体，民本政治也才有可能转化为民主政治。
同时，也只有肯定“民为贵”
，倡导仁政王道，“天下为公”
、权力公有才可能具有实质的内容，而不是流于外在的形式。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早期儒学的两大政治理念，不是互相促进，协同发展，而是相互背离，分道扬镳。
结果不仅“天下为公”
“选贤与能”
不可能得到真正的落实和发展，民本、仁政也由于缺乏前者的支持，由于缺乏主权在民、权力公有这重要一环而无法得到真正的实现，只能成为一种政治期望和说教。
所以，虽然“民为贵”
，但人民不能直接参与国家的政治管理，不具有监督、节制和罢免君主的权利。
虽然“君为轻”
，但君主又具有种种特权地位，天子即位之后，除非残暴“若桀、纣者”
，否则也不会轻易被废弃。
而一般的人想要成为天子，“德必若舜、禹，而又有天子荐之者”
，才可以实现（见《孟子·万章上》）。
结果所谓“民为贵”
，实际只是一种价值理想，是孟子等儒者站在“士”
的立场对民的关爱和同情，它是风行草上之德，而非草根小民之权，孟子政治思想中还存在着有待克服的不足和局限。
这说明，早期儒学的两大政治理念在实际的历史发展中出现了“错位”
，这种“错位”
不仅是儒家政治思想，也是中国政治文化的一大不幸，对中国古代政治实践产生了极大的消极影响。
不过历史的“错位”
是由具体的历史环境以及时代因素造成的，属于以往的事实，而早期儒学所孕育出的“天下为公”
“选贤与能”
和民本、仁政两大政治理念则具有超越性，在逻辑上也具有相结合的必要与可能。
故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早期儒学的两大政治理念如何由“错位”
走向“融合”
，如何去吸收、借鉴西方民主政治思想的精华，如何为民在国家中的主体地位——政治主体和价值主体——作出合理的论证和说明，又向我们展现出儒家政治思想发展的广阔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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