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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也包含了对政权合法性的思考，认为人民的利益构成君主权力的基础，人民的生命、财产是最为珍贵的，是设立国家、君主的唯一理由与根据，君主应尽职保障人民的生命与财产，否则便不具有合法性。
“民贵”
说的前一个方面，是对历史经验的概括和总结，可称为“民心”
说，主要是针对君主、统治者而讲的；后一个方面，则是在长期历史发展中形成的人道主义思想，是对“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
（同上）的兼并战争的否定，是对“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
（《孟子·梁惠王上》）的不合理现实的抗议，是一种价值理念与信仰，是孟子抨击暴政，“处士横议”
的精神根源和动力，也是孟子政治思想中最核心、最有价值的部分。
与“民为贵”
相应，孟子提出了“仁政”
说，主张“制民之产”
，施行仁政，结束战乱，使人民过上安定、富裕的生活。
具体讲，就是要“正经界”
，均井田；“薄税敛”
，“省刑罚”
；“去关市之征”
，废除市场税等。
孟子说：“人皆有不忍人之心。
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
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
（《孟子·公孙丑上》）“不忍人之心”
即“恻隐之心”
，也就是人皆生而即有的仁爱、同情心。
“先王”
指尧舜和三代之王，孟子认为“先王”
将生而即有的“不忍人之心”
施之于社会政治中，于是就有了“不忍人之政”
，即“仁政”
。
今之君王与古之“先王”
一样，也都有仁爱、同情之心，故也应当像古之先王一样推行仁政。
孟子将仁政寄托在君主的不忍人之心上，似天真、不切实际，如后人所批评的，是“迂远而阔于事情”
。
但孟子以不忍人之心启发君王，不过是一种进言的策略，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的无奈之举。
孟子提倡仁政，其根本原因并不在于相信君王的不忍人之心，而在于坚信“民为贵”
，认为人民的生命、财产是最为珍贵的，故以人民代言人的身份登上当时的政治舞台，要求统治者放下屠刀，实行仁政，解民倒悬，救民水火。
并告诫统治者只有实行仁政，才能得到人民的拥护、爱戴，其政权才具有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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