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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君者所明也’者,‘明’犹‘尊’也。
谓在下百姓所尊奉君,使之光显遵命人君”
[8]。
此为迂腐不堪之论。
其实《礼运》是说,君是被别人教导而明白,而不是去教导别人,使别人明白。
君的身份、地位不同于民,君是专门的管理者,是被别人奉养的,不必参加具体的生产劳动;君是领袖,是被别人服侍的,而不应去服侍他人。
如果君去教导别人,就会产生过错;去奉养别人,就会财物不足;去服侍别人,就会失去君位。
所以人民效法君主的样子,是为了自己管理自己;奉养君,是为了使自己生活安定;侍奉君,是为了使自己显贵。
可见,民是主而君是客,民虽然奉养、服侍君,但并不是君的奴仆、使役,君应虚心纳谏,听从人民的意见、建议。
《礼运》对君、民关系的理解,显然与其“天下为公”
的政治理念是密切相关的。
如果说《礼运》是在战国中前期禅让思潮的背景下,从“天下为公”
“选贤与能”
对“立君以为民”
做了规定和说明的话,那么,随着禅让思潮的退去,孟子则主要从民本、仁政对政权的合法性基础作出了探讨,提出了著名的“民贵君轻”
说:
孟子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
诸侯危社稷,则变置。
牺牲既成,粢盛既絜,祭祀以时,然而旱干水溢,则变置社稷。”
(《孟子·尽心下》)
“民为贵”
的“贵”
,是贵重、尊贵之意,相当于今天所说“最为重要”
“最有价值”
。
故以上是说,人民与社稷、君主相比是最为重要、最有价值的。
孟子提出“民贵君轻”
,首先是从国家治理的重要程度来讲的,是对“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的概括总结。
孟子从长期的历史经验中认识到“得乎丘民而为天子”
,民心的向背往往决定着政权的兴衰得失,故认为得民心者得天下,民心对于国家政权是最为重要的。
孟子说:“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
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
民之归仁也,犹水之就下,兽之走圹也。”
(《孟子·离娄上》)同时,孟子的“民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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