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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中期，广东某县令跟当地驻军长官不和，于是下令学校隔三叉五地敲鼓，扰得住在学校旁边的总兵大人夜不成眠，只好搬家了事。
如果没有学校作为凭借，一介七品芝麻官怎么敢跟二品大员过不去。
不仅学校如此，整个教育体系都带有某种神圣性，明清两代外放的“学院”
和学政，以及乡试的正副主考，都是绝对的清要之职，不论官衔大小，地方首长都得恭恭敬敬地迎接。
中央的教育机关叫“礼部”
，最能说明问题，教育跟国家的礼制联系在一起，关乎天下的兴亡。
在那个时代，学校不仅是个教书的地方，培养人才的所在，而且负载着教化百姓，传承国家意识形态的重任，恰是在后面的意义上，它才变得如此的神圣不可侵犯。
也可以说，它是沾了孔夫子的光，或者是说是沾了以孔夫子名义传承的儒家伦理的光，这个本来没有太多油水的地方才会有这么多附加的圣洁光环。
从古代到今天，中国的教育几次翻烙饼，从形式上看，已和大清国的时候没有什么共同之处了，但附加在教育上的教化与意识形态传承的功能，却依然如故。
21世纪了，世界变了，中国更是变了，中国共产党已经从革命党变成了建设党，但我们的教育依然是为了培养革命事业的接班人而存在。
为了实现这个目的，我们必须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
为了这个目的，我们必须强化对学校、学生的管理。
在这个大目标下，所有的行政强化都有绝对正当的理由：强化教学管理是担心教师对学生放水，或者教学的时候自由化；直接控制文凭是担心高校滥发那劳什子；科研项目控制是使学校的研究（尤其是人文社科）有正确的政治方向。
而高校在上述几个方面出的问题，自然成了教育行政部门强化管理的最好借口，一动就说，看，不管出事了吧！
其实不知道出了多少次国的官员们不是不知道，在教育这个领域，尤其是高等教育领域，学校拆烂污，等于是自我毁灭，即使在欧美先进国家，像钱鍾书所描绘的“克莱登大学”
，也依然存在，但它们除了满足某些人的虚荣，以及蒙骗第三世界国家中人之外，谁把它们当回事呢？不是不知道，而是故意装着不知道，说出来的都是借口，而心里想的就是要保住自己超级的权力。
城狐社鼠，人们投鼠忌器，所忧者，在城在社而已。
教育行政部门的超级权力，就是在这种忧虑中得以繁衍生息，发展壮大。
然而，人们要问的是，即使我们肯定我们现行教育目标的正当性，我们靠“灌输”
和“管束”
两个法宝，能否实现之？现实告诉我们，不能，效果恰恰相反。
“灌输”
不行，“管束”
行不行呢？效果更差。
因为“管束”
背后，是一系列的不合理收费，一系列蛮横的强加于人，一系列低效高热闹的行政运作，长此以往，不仅最终会将学生逼上绝路，甚至连老师也要选择逃亡（不少有志为学的教师已经在议论另择职业的可能性，只是由于社会条件的限制，多数人一时还没有更好的选择），即使不逃亡，行政强化的结果，也只能使教育事业步步走向窒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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