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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的行政部门加上各个院系的领导，从此不仅要保持善于编故事的本领，推陈出新，还要永不间断地催促老师和学生，产生出各种教学与科研的数字。
在大家竞相拼数字的竞争环境下，数字只能越编越多，气泡越吹越大。
本来各个学校的科研都是教师的事情，但自从南方某大学发明硬性规定博士生非在“核心”
期刊发表两篇论文才能毕业的高招之后，各大学纷纷效尤，高等教育再次进入了1958年师生共同大跃进的争高产步调。
跟当年的大跃进不同的是，虽然几乎所有的人都知道这样做的后果，不是使中国的大学离世界一流大学更近了，而是远了。
大家都陷在拼数字的旋涡里，结果只是让“核心期刊”
肥了，平白增加了大量的版面费，而高校科研的质量却一滑再滑。
面对这严酷的事实，虽然有识之士大声疾呼，但高校却身陷其中不能自拔（疾呼者自己也难免两腿泥）。
据说，某些顶尖高校的逻辑是这样的，如果中国一流的大学不去争这些东西，那么自有二流的来争，如果二流的不争，则有三流的厕身其间，如果所有的研究基地、重点学科都落在了二三流的学校手里，那么我们岂不脸面无光？说白了，在行政加利益的杠杆面前，是没有人能顶得住的。
话说回来，即使是著名高校的负责人，也还不是教育部任命的？在中央政府各个部门都在精简的同时，唯独教育部凭借11个副部级高校，反而多得了几十个副部级的位置。
教育行政部门在整个国家小政府大社会的改革中之得天独厚，可见一斑。
改革几十年，应该说教育领域也不是像某些人批评的那样，一点儿也没有被触动过。
高等教育收费了，而且幅度还挺大。
素质教育也鼓吹并推行着，至少高校里多开了些音乐美术的欣赏课，中小学也有了教育行政部门编的素质教育的新教材。
甚至民营资本也进入了教育领域，不仅有民办学校，而且教材和教辅的出版发行领域，也聚着成堆的书商。
但是，所有的改革，如果可以称之为改革的话，作用只有一个那就是强化了教育行政部门的权力，使它们的权力得到了金钱的滋润，变得更加游刃有余，威风八面，对教育界中人的驱使更有力度。
事实上，只有当民营资本可以为教育行政权力具体实现高额垄断利润的时候，它才能在教育领域生存，否则，不是奄奄一息，就是只好选择夹皮包走人，民营学校如此，书商也是如此。
眼下，尽管人们在批评教育产业化，但实际上教育已经产业化了，只是这种产业化比较奇特，一方面，教育部门收费大幅度提高了，但另一方面，它所提供的服务却大幅度缩水了，面对缩水的服务，付费者一方还不能提出一丁点儿的异议，在几乎所有事情上都只能任凭教育部门宰割，其霸道程度，比古代的衙门还要厉害几倍，平民百姓受到了行政部门的欺负，虽然不容易，但毕竟可以拿行政诉讼法去告状，而学校违法，连告都找不到门口。
我们的教育领域，就是这样一个超级的产业和衙门化高度结合的所在。
现在我们要问，为什么会这样？在所有的行政部门都在收缩，行政权力在受到限制，都在强调依法行政的情况下，为什么我们的教育行政部门却在反其道而行之，从不担心受到惩罚？
我认为，关键在于我们的教育一直都背负着它所不能承受之重。
都说中国的中小学生负担重，其实中国的教育负担更重，这个重跟经济无关，而是一种无形却分量特重的东西。
从某种意义上讲，正是因为教育背负着这个东西，才踉踉跄跄，总是走不好，学生的书包也才会在推行素质教育的鼓噪下，依然沉得可怕。
古代的学校是个近乎神圣的所在。
每个县的官学，门前无一例外有一块下马石，上面写着：文武官员军民人等下马轿。
意思是说，不管你是谁，官有多大，到了学校，就得从马上下来，轿里出来，毕恭毕敬，否则就是犯了大忌，头上的乌纱甚至头本身都有些危险了。
学校里的教官虽然品位低微，但至少得是个五贡出身者才能做，学校里的考试和讲学，非科举正途出身的正印官不能染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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