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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例子是牧师用租金的手段使那些本应聚集在一起的内心孤立的人们分开。
诺塞亚教区的牧师声称本教区的人们应当修整他的谷仓和印刷厂，并要求用地方税弥补所造成的损失。
这里的管理者回答说当地居民只是被要求修牧师所管辖的区域。
谷仓和印刷厂仍归牧师掌管。
比起他的牛群、羊群，牧师更关心他的租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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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路所需要的资源主要有两种：相对来说比较重要的一种是无偿的劳动力，他们负责主要的工作，需要付出的就是自己的力气；另外一种相对比较次要的就是普通的赋税，它可以让桥梁公路工程局保证这项工程的工作有效进行下去。
享有特权的领主们比任何其他人都要对这些工程更感兴趣，他们不用服徭役，更有甚者，当把桥梁和道路税跟人头税一起征收的时候，他们可以再次得到豁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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蒂尔戈所描绘的那些损失和负担让那些受到奴役的劳动力被迫去运送军用设备，从我所翻阅的资料来看，他的记述好像并没有夸张。
另外他说，这种措施的第一个缺点就是，这副重担的分派非常不公平。
一小部分教区因为它们的位置而容易被选中，差不多沦为了它的全部依赖。
被波及到的教区之间的距离通常是5~6里，有的甚至是10~15里，转一圈下来的话需要三天的时间。
而摊派到那些领主身上的份额只占所有花费的五分之一。
在夏季基本上总是需要那些义务劳动力的，即使是在农忙的时候。
那些牛几乎总是因为劳动而疲惫不堪，并且总是生病，因此很多领主都宁愿选择缴纳15或者20里弗尔，也不愿把自己的一辆车和四头牛贡献出去。
到最后，欺凌行为就不可避免地流行起来：农民们总是暴露在士兵的武力之下，官员们的要求总是多于他们所应得的。
经常看到士兵们吆喝着把马匹套在马车上，而他们则坚持坐在已经满载的马车上。
也经常看到他们因为牛的速度缓慢而急不可耐，然后用他们的剑去刺牛，而农民们看着发生在自己身边的这些事，谁也不敢说半个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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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认为，18世纪哲学的特征，就是热衷于人类的理性，对理性的能量有着无穷的信任，然后以此为凭就能去任意地改变规则、法令条文以及习俗。
我认为有必要对此进行一下精确的解释：从根本上来说，这些哲学家当中的某些人对整个人类的理性并不热衷，而是热衷于他们自身的理性。
他们对集体理性的不信任超过了以往的任何人。
我能够列举出很多例子，他们轻视人民就像轻视悲悯的上帝一样。
对于上帝，他们像对待敌人那样傲慢；对于人民，他们则像突然高人一头那样自大。
对于他们来说，谦恭地顺从多数人的选择，就像顺从上帝的选择一样，是无法忍受的。
这跟英国人和美国人的表现有天壤之别，那里的人们对多数人的意见是相当遵从的。
在那些国度，理性自己虽然很自信和骄傲，但是从来没有表现出野蛮，所有理性为民众带来了自由；反观这里的理性，只是创造了一些崭新的压迫制度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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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里德里希二世在回忆录里面是这样写的：“班得瑞尔、伏尔泰、霍布斯、科林斯、萨弗茨勃利、博林布鲁克等等，这些伟大的人物让宗教受到了严重的创伤。
他们自省那些向来被他们盲目热衷的事物，理性击败了神性，人们开始摒弃那些自己一直以来都毫不怀疑的神话，自然神论[4]吸引了一大批信仰者。
如果说伊壁鸠鲁主义[5]很大程度上损伤了异教徒对模范的信仰的话，那现在自然神论也一样在很大程度上损伤了我们的先人对犹太教思想的信仰。
观念自由在英国流行开来，这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哲学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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