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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他的这一天然的优势，使得他具有无法估量的影响力。
对于一切法规的权威，这种影响力可以对其进行破坏或者消减。
对于教区内有知识且有很多财产的居民来说，由于领主的不断干预，他们相继离开领地而逃向了城市。
关于这一点，我在后文中还会论述。
这样一来，教区内只有一群农民，而他们既没有知识也没有财产。
可想而知，对于公共事务，这些农民一点儿也没有能力进行领导治理。
蒂戈尔说得好：“在教区，茅屋以及像茅屋一样的居民，就是全部。”
由于教区征税员和理事无能、愚蠢与笨拙，在18世纪的行政公文里，到处充溢着人们对他们的抱怨和不满。
但是，没有一个人主动追寻到底是什么原因，尽管当时的大臣、总督、总督代理甚至贵族也在不断地埋怨。
在法国的农村教区中，中世纪的时候曾经有过民主特色，直到大革命爆发之前，还存留在其管理制度当中。
只要商讨某一公共事务，或者选举市政官员，穷人和富人都有权利参与其中。
在村里钟声的召集下，他们全都集中在教堂的门廊前。
在这种商讨中，每一个人都可以畅所欲言，发表自己的意见，尽管这种会议既没有投票表决，也没有实质性的协商。
此外，针对不同人的发言，为了收集并记录它们，会议还要专门请来一位公证人。
而这位公证人会把那些会议纪要，露天制作成证书。
尽管在教区内，这种形式的民主会议，可以让人们充分表达他们的意愿，但是与城市政府一样，他们没有办法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
只有征求总督的意见，得到他的准许，并且像当时人们所说的那样，完全听从总督的指挥，这时候，民主会议才会得以召开。
因此，当有人打开民主会议的嘴巴时，民主会议才能发表意见。
只有得到御前会议的准许，民主会议才能出售、购买、出租、申辩，才能自己做出决断，尽管在会上人们达成了一致意见。
如果没有御前会议的裁决，那么，教堂的房顶被风刮坏，本堂神父的住所墙壁坍塌，这些地方想要得到修缮或者重建，是不可能的事情。
与距离巴黎最近的教区一样，最远的农村教区，也必须接受御前会议的裁决。
有一次，我亲眼看到，25里弗尔得到御前会议的批准后，才可为一些教区所用。
某些最为民主的形式，也可以与那些最为专制的政府结合在一起，以至于当政府要实施压迫人的行动时，还必须摆出一副好像什么事儿也没有发生过的神态。
这一点，只要我们把虚假的自由形式与真正自由的缺乏相比较，就可以细致入微地观察到这一点。
诚然，对于官员的确定，居民通常可以行使他们手中的普遍选举权。
但是，像这样比较小的选举团，待定的官员，往往是总督指定的候选人。
不但如此，总督指定的候选人还会以全票通过选举，并且从来都是这样。
还有几次，自发举办的选举活动，被总督撤消了。
接着，收税员和理事被任命为当地的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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