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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吉尔发挥了实际上是对壳牌公司毁灭性打击的论点：“他们的政策——看一下是有好处的——是取得对来源和运输手段的控制，然后控制生产和市场价格……我们和壳牌公司没有争执。
我们总认为他们是彬彬有礼的，考虑周到的，愿意尽力并渴望为海军部服务，增进英国海军和英帝国的利益——但得付出高昂的价格。”
他讲这话时，微笑着看了看下院议员塞缪尔（马库斯的弟弟），继续说道：“唯一的困难是价格。
当然，我们遇到过极为艰苦的讨价还价。”
丘吉尔以他素有的幽默解释说：“英国政府仍要从壳牌公司购买石油，但我们将不冒任何落入这些非常善良的人手中的危险。”
丘吉尔非常满意他的做法。
取得英波石油公司的控制权不仅保证了海军的供应，而且还为标准石油和壳牌石油这些国际辛迪加树起了一个竞争对手。
英国政府可以利用英波石油公司的影响，保证从壳牌公司那里得到公平的价格。
海军大臣对壳牌公司的忠诚及其经营方法含沙射影的攻击，把塞缪尔深深地刺痛了，一种难以释然的挫折感折磨着他。
他一直谋求充当一名国家英雄，却从未得到公认。
塞缪尔静静思索着。
毫无疑问，这一方面是由于他把公司的控制权丢给了一个荷兰人；另一方面也因为他面临着石油工业一再出现的困境：一个公司除对公司股东的忠诚外，还能不能或应不应当有其他忠诚？到底该对谁真正负责呢？
遭到许多怠慢和挫折之后，年事已高的塞缪尔退休了，被封为比尔斯特德勋爵。
他在西区贵族住宅区买下了20英亩地产，过着乡绅的生活。
这位犹太富翁代表着英国石油工业矛盾心理的企业家，他既关心利润，又关心公益。
塞缪尔和他所代表的那群人与他们的美国同行一样，建立起自己的石油王朝，但他们却比美国同行受到更多的尊重。
对英国公众来说，在国内并没有深刻体会到石油公司的剥削冷酷无情；而在美国，石油公司的掠夺则同几个世纪前的奴隶贸易一样残酷。
英国没有反托拉斯法案，没有公司和政府之间的全面对抗。
可是英国的石油王朝为了自己的尊严和帝国的利益，到头来还是得参与竞争，在竞争过程中，尊严和利益发生碰撞，遂走向初衷的对立面。
越是竞争激烈，越是与美国人相似。
塞缪尔决定了荷兰皇家壳牌公司的性质，荷兰皇家壳牌公司因此深深地打上了塞缪尔的烙印。
在以后的日子里，壳牌表现得比其他公司高尚得多，更愿意讨论政治问题，因此更像是一个国际机构；表现得也更坦率，因此更能容忍其他外国人；表现得也更富有责任心，因此也更适应于卷入生产国和它们的领导人之间的经营事务中。
当人们解开谜底，满意地走出壳牌中心，蓦然回首，会发现：壳牌公司对它本国（英国）经济的压倒一切的重要性——这种重要性比在它的另一个本国（荷兰）的海牙甚至还要大。
20世纪50年代中期，壳牌公司在美国等资本主义世界主要石油产地都占有相当大的份额；控制了委内瑞拉26%的石油生产量；取得了伊朗石油开采、加工和销售的14%的份额；占有伊拉克23.75%的份额；基本控制卡塔尔的石油生产；掌握尼日利亚石油总产量的60%；在墨西哥、阿根廷、波斯湾地区、文莱、新几内亚、特立尼达、印度尼西亚、突尼斯等国都占有一席之地。
今天已发展成为除美孚石油公司之外的全球最大的石油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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