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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命李纲为河北、河东路宣抚使。
[36]另一记载说，耿南仲“与徐处仁、唐恪嫉李纲胜己，同力挤排，奏上云：‘李纲要举兵，只遣李纲去。
’上曰：‘种师道可遣，恐李纲不能兵。
’唐恪奏上曰：‘火到上身，自拨，但责以成功，纲须自去。
陛下切不可听其避免。
’”
[37]正如宋人的评论，他们明知“太原不可救，特以纲主战，故出之耳”
[38]。
鲁迅先生曾讥刺说：“往往不过是将败落家族的妇姑勃谿，叔嫂斗法的手段，移到文坛上。
嘁嘁嚓嚓，招是生非，搬弄口舌，决不在大处着眼。
这衣钵流传不绝。”
[39]其实，自古迄今的政坛又何尝不是如此。
如耿南仲之流，还不是将妇姑勃谿、叔嫂斗法的一套小聪明、小伎俩和小手腕，颇为得心应手地运用，而自鸣得意。
特别是在国势危急时，不是和衷共济，共赴国难，居然还勇于和忙于内斗和私斗，以勾心斗角，玩弄机谋权术为快。
不管国家存亡，百姓死活，自己不能成功，却必须破坏他人成功，自己不能救国，却必须阻止他人救国。
真是一种“窝里斗”
和“窝里横”
的坏传统！
真是可悲可叹，而又可怕的劣根性！
从北宋末的耿南仲，到南宋前期的黄潜善、汪伯彦、秦桧和汤思退。
李纲不得不上奏辞免，他说：
伏蒙陛下委以河北、河东两路重寄，臣自视阙然，恐不足以仰承委付之意。
至于不避烦黩，力祈罢免，而眷属之厚，不容退避。
见危致命，岂敢固辞，深惟国事之大，非小己私智所能独办。
今其将行，愿受睿算与庙堂之成谋，使臣得以遵禀奉行，庶几有济。
夫用兵之道，虽临机制变，不可预计，然规摹大略，当须先定。
今日之事，莫大于防秋，莫急于解太原之围。
士大夫之献说者，不过和与战二策而已。
金人留吾亲王、宰相以为质，屯重兵于太原，已半年矣。
使者旁午，冠盖相望，而欲得三镇之意愈坚，和果可恃乎？种师中、姚古以十万之师，相继溃散，战果可必胜乎？和不可恃，则秋高马肥，贼骑侵轶，议者必以臣今日出师为致寇之端。
战不可必胜，则万一将士或复有小衄，必又以臣为轻举误国。
不知陛下睿算与夫庙堂之谋，所以授臣使防秋而解太原之围者，当决以何策而可也。
前日和议，割三镇之失，至今为梗。
今日之谋，倘或更有差误，则天下之势，有不可胜虑者矣。
[40]
当时台谏官陈过庭、陈公辅、余应求等都看穿了耿南仲等人的用心，说：“李纲儒者，不知军旅，将兵必败。”
又说：“纲忠鲠异众，为大臣所陷，他日成功亦死，败事亦死，不宜遣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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