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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师道“度知虏情，必大举入寇，即疏请驾幸长安，以避其锋。
守御战斗之事，本非万乘所宜，任责在将帅可也”
[26]。
当年十月，种师道病逝，享年七十六岁。
他在临死前的另一项重要的谋划和部署，是在开封集结重兵，而“唐恪、耿南仲专务讲和”
，他们伙同后任同知枢密院事的聂昌，“以文止陕西、南道之兵”
[27]。
从当时的军事形势看，宋军步兵在野战中根本无法与女真骑兵对抗，但如能按李纲和许翰早先的部署，或是种师道生前的部署，抢在金军之前，大兵先入开封城，城防形势当然会有改观。
宋钦宗虽然也给种师道委以重任，但对他提出的若干关键性的谋划和决策，却一条也不能用。
及至后来开封城破，宋钦宗恸哭，说：“朕不用种师道言，以至于此！”
[28]岂不为时太晚。
以下必须先说一下门下侍郎耿南仲在当时所起的特殊恶劣作用。
他“自以东京（宫）旧臣，谓首当柄用，而吴敏、李纲越次而进，位居其上，南仲（积）不平。
因每事异议，专排斥不附己者。
时纲等谓虏不可和，而南仲主和议甚坚”
[29]，是个标准的投降派。
后来邓肃上劾奏说，“自靖康以来，有专主和者，耿南仲与其子延禧是也”
。
“今日割三镇，明日截黄河，自谓和议可必无患，凡战守之具，若无事于切切然者”
，而宋钦宗却“信如蓍龟”
[30]。
他无疑在朝廷里有很大的势力，史载中书侍郎唐恪“附耿南仲，排李纲，专主和议”
，后另有聂昌“附耿南仲，取显位”
[31]，耿南仲“凡与己不合者，即指为朋党”
，“唯以恩雠相报”
[32]，他力主“趣李纲往救河东”
[33]。
正如邓肃所论：“靖康间，李丞相与耿门下之所争者，又不特是非、治、乱安危而已，其存亡所系乎！”
[34]
太宰徐处仁与少宰吴敏大体还是主战者，但两人显然在危难时期没有充当主心骨的器质，而彼此又很快发生龃龉，不能共事。
徐处仁“寻亦有异议，尝与敏争事，掷笔中敏面，鼻额为黑”
[35]。
耿南仲对李纲的积怨，乘着初援太原的失败，有了一个发泄和报复的机会。
耿“南仲等以纲坚执异议，决于用兵，乃曰：‘方今欲援太原，非纲不可。
宜以纲为宣抚使。
’上欲用纲，召对睿思殿，谕所以欲遣行者，纲自陈：‘书生不知兵，在危城中，不得已为陛下料理兵事，实非所长。
今使为大帅，恐不胜任，且误国事，死不足以塞责。
’上不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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