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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如《左传·成公八年》中，晋国赵庄姬诬陷赵同、赵括意图作乱，栾氏、郤氏两大家族为之做证，于是晋国剿灭赵氏宗族，只有幼儿赵武因为跟着赵庄姬住在公宫才免于被杀。
晋景公要把赵氏的田产赐予祁奚，果真这样做的话，赵氏家族在晋国就算被连根拔掉了。
韩厥劝说晋景公道：“以赵衰的功劳、赵盾的忠诚，却绝了后，人们恐怕就不敢为善了。
三代的贤君都能保持数百年的国祚，传承之中当然也会出现邪僻的君主，但都托庇于祖先而免除了祸患。
《周书》说‘不敢侮鳏寡’，正是以这样的原则来发扬道德的。”
于是晋景公改变初衷，立赵武为赵氏的继承人，归还他赵氏的田产。
在韩厥的逻辑里，祖先的贤德与功勋理应荫及子孙，因为否则的话就会降低劝善的力度。
也就是说，对功臣的子孙与普通百姓的子孙同罪不同罚，这实在是合乎道义并有利于社会进步的好事。
《国语·晋语八》中，叔向为韩宣子历数的栾氏家族的故事也是“余庆”
与“余殃”
的极佳例证：栾武子身为晋国正卿，土地不足百顷，祭器也不齐备，一心发扬美德，赢得了诸侯的爱戴与戎狄的归附，使晋国得享安宁。
所以当栾武子弑杀晋厉公，犯下弑君这样的大罪，却未被国人责难，自身安然无恙。
及至栾武子死后，其子栾桓子一改乃父之风，骄横无度，贪得无厌。
以栾桓子的所作所为，实在应该招致灭顶之灾，然而仰赖父亲栾武子的美德余荫，竟然得以善终。
到了栾桓子的儿子栾怀子，不效乃父而效乃祖，行事常以美德善念。
照理好人当有好报，然而栾桓子当年种下的恶因在儿子身上结成恶果，致使栾怀子被迫逃亡楚国。
《国语·晋语八》同样记载了栾怀子被迫逃亡的前因后果，而此事的主谋——晋国大夫阳毕，所给出的理据恰恰与叔向的上述逻辑如出一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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