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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成为元祐大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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汝州（今河南临汝）在宋时属京西北路，离北宋政治中心较近。
从黄州移汝州，虽然仍是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但那意思，似乎是将得罪贬窜转为赋闲待用了。
这大概是宋神宗晚年准备调和参用新、旧党人的一个表示，苏轼自也在他的考虑之内；而苏轼本人，当亦须将自己的心态、政见调整到与神宗之意相一致，以期重获政治生命。
[239]从待用到复起，还有一段时间，故苏轼不必急着赶往汝州，他可以慢慢前去。
从元丰七年（1084年）四月离开黄州，他即顺长江东行，此行程是要从长江入运河，转淮河，再转汴水，然后设法赴汝州。
这条水路，如与陆路相比，显然是兜了个大圈子。
但这一兜，却使他的活动有了丰富的内容。
舟至九江，他登岸去游庐山，然后又南赴筠州与苏辙会晤，留居十日而别，已经是五月了。
回程再游庐山，尽情探访名胜，留下许多诗篇。
时其长子苏迈已被任命为德兴（今属江西）尉，他送行到湖口（今属江西），夜游石钟山，写下著名的《石钟山记》[240]，事在六月。
接着继续东行，于七月抵达金陵（今江苏南京）。
在这里，苏轼会见了罢相八年的王安石。
这一对政敌的会见，可以称得上是神秘的，宋人的笔记中对此事津津乐道，但关于两人相见的情形[241]与相谈的内容[242]，却是异闻纷呈，而苏辙的《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则不著一言，令人莫测究竟。
但可以肯定的是，在苏轼于八月离开金陵前，他们曾数次会面，相谈甚欢，其结果是两人都有了结邻而住的意愿[243]。
看来，不但是对以前的龃龉取得了谅解，也不但是在道德学问、诗歌唱和上相得，而且在政治态度上也有所默契了[244]。
此时的王安石已步入暮年，苏轼赠诗中有“骑驴渺渺入荒坡，想见先生未病时”
[245]之语，他亲眼看到了当年那个大刀阔斧主持改革的一代名相，如今成了喃喃自语的骑驴病叟，这是令他深深为之感慨的。
一年多后，王安石在朝廷废除“新法”
的紧锣密鼓中孤寂地离开人世，而苏轼却在一些场合成为神宗和王安石的辩护人，坚持着对“新法”
持“校量利害，参用所长”
[246]的主张。
苏轼离开金陵后，于年底到了泗州（治所在今江苏盱眙县东北）。
他在泗州上表，诉说了举家病重，一子丧亡，资用罄竭，难去汝州的困境，请求折回常州居住[247]。
这并不违背赋闲待用之意，故朝廷马上就同意了。
此年九月，苏辙也被重新起用为绩溪（今属安徽）县令。
但接下来，局势却发生遽变。
元丰八年三月，宋神宗以心劳力瘁，英年早逝，十岁的太子赵煦继位，即宋哲宗。
此时宋宫中最为尊贵的人，是神宗的母亲高氏，以太皇太后的身份垂帘听政。
她对新党、“新法”
从无好感，一执政柄，就废除了保马法，停止了正在进行的京城修建工程。
司马光入京给神宗奔丧，受到京师民众的热烈挽留，被高后迅即起用，任门下侍郎（副宰相），着手废罢“新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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