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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谪居江岸的东坡居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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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时代贬谪人臣的惯例，是以贬地离京城的远近来表示贬责的重轻。
像苏轼以后贬到岭南，便属“重谴”
，贬到海南岛，那就无可复加，唯欠一死了；这一次贬到黄州，还算是“宽典”
。
黄州隶宋淮南西路，淮南东、西两路是当时经济发达的繁华区域，“土壤膏沃，有茶、盐、丝、帛之利，人性轻扬，善商贾，廛里饶富，多高赀之家”
[194]，而黄州南临长江，与荆湖北路的武昌军（宋鄂州，今湖北武汉）隔江相望，“当江路，过往不绝”
[195]，是个交通要道。
京城里的消息会很快传到这里，这里发生的事也易传到京里。
神宗置苏轼于此地，既方便监督，也表示他还未被“弃绝”
。
苏轼的官衔是检校尚书水部员外郎、充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
水部员外郎是水部（工部的第四司）的副长官，但检校则是寄衔之意，非正任官；团练副使是地方军事助理官，属闲职，再加本州安置，则表示不得参与公事，近于流放。
与此同时，苏辙贬监筠州（今江西高安）盐酒税。
苏轼以元丰三年（1080年）正月出京，途中尝与弟辙相会，然后独带长子苏迈，于二月一日到达人地生疏的黄州。
到了五月份，苏辙才送兄长的家眷至黄，留十日后别去赴筠州任。
自此，苏轼居黄四年。
苏轼可谓与长江有缘，家乡眉山有长江上游支流岷江经过；当年沿长江出蜀，写下第一批诗歌；游宦于杭、密、徐、湖数州，亦曾横绝大江；这次谪居，则又在江岸。
故他一到黄州，就感到重见长江的欣喜，写下“长江绕廓知鱼美”
[196]的诗句，而且，初至贬所即“横江”
“破巨浪”
，到对岸的武昌（今湖北鄂城）西山去游玩了一番[197]，兴致不浅。
南宋人施宿编《东坡先生年谱》至此，不禁赞道：“先生生长西蜀，名满天下，既仕中朝，历大藩，而一坐贬谪，所至辄狎渔樵，穷山水之胜，安其风土，若将终身焉，其视富贵何有哉！”
[198]好山水把逐臣变作了一个完全的诗人，而诗人也把这好山水带进了文化史，自苏轼来后，黄州一带遂多天下名胜，而为文化人所重。
然而，作为一个政治家，苏轼几乎已陷入绝境。
他已经四十五岁，政敌王安石虽已退居金陵，但主行“新法”
的宋神宗年方三十三岁，此时自不能预料神宗会英年早逝，则作为“旧党”
要员、喉舌的苏轼，岂非终生再无出头之日？故照当日情势来看，苏轼怕已是误了平生，无可挽回地结束了政治生命。
对于一个自少年时代即胸怀大志的人来说，这样毁灭性的打击，其痛苦不是易于解脱的。
年过不惑的苏轼，必须重新思索自己的安身立命之计。
首先是心理上要有做一辈子老百姓的准备，并且还不是安居家乡的百姓，而是一个有罪之身，必须流落他乡，随遇而安。
苏轼在赴黄州的路中，就跟弟弟说，生涯到了这步田地，“平时种种心，次第去莫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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