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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以立意宏大的理论学说关涉文化问题，将文化从“天国的文化”
“文化的天国”
所臆造的观念中带回到人类真实世界，强调自觉的文化精神和实际运用文化的作用。
马克思对文化的理解和诠释不只局限于文化层面单一维度的分析，更重要的是涉及了文化与历史、文化与社会、文化与人的本质多维度思考，可以从异化理论、实践的创造性、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相互关系、人的全面自由解放的思想中，发现马克思对文化思考的着眼点。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特别强调了他们的新哲学与德国古典哲学的不同，“它从现实的前提出发，它一刻也不离开这种前提。
它的前提是人，但不是处在某种虚幻的离群索居和固定不变状态中的人，而是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
①，马克思对文化的理解同样基于这样一个前提和基础，以人的现实生活展开对文化的思考，文化与实践的密切相关性在马克思的思想中有着丰富的体现。
马克思以社会历史的定位对文化现象做出分析和讨论。
例如，他对摩泽尔河沿岸地区种植葡萄的农民的贫困状况的分析。
马克思基于对资本主义现实内在利益关系入手，分析贫苦人民的文化状况，对统治阶级意识形态、资本主义的文化统治进行有力的批判。
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文化理论中，文化批判和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具有一致性，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
对于英国新马克思主义而言，文化既非社会关系简单的反射物，也非政治权利的派生物，而是关涉社会变化、历史进程具有重大意义的问题。
在整个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研究历程中，英国新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理论处于这一理论历史坐标中相对居中的位置。
其中，列宁的“文化革命”
理论、托洛茨基的“无产阶级文化”
构成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早期的重要组成部分；之后，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卢卡奇和葛兰西的开启了20世纪文化批判的研究范式；20世纪30—40年代以社会文化批判理论著称的法兰克福学派对理性文化批判进行全方位地深入思考；20世纪50—60年代英国新马克思主义的形成，其独到之处在于以文化主义的整体性建构新政治观点为特色，首次将文化作为政治讨论的中心问题；20世纪后期新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理论更加丰富多样、错综复杂，朝着微观视域下的政治学批判的方向发展。
英国新马克思主义成长于20世纪初，正处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从政治经济学批判向文化批判关注的过渡期。
而英国新马克思主义对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重要贡献就在于，他们充满**而富有创造力地将文化作为社会实践和政治活动的中心议题。
“文化意味着社会政治斗争的中心过程和领域。”
①在这些英国新马克思主义者眼中，文化被构想成一种实现社会主义的有效途径，“在涉及政治问题时，文化比政治权力更为有效；政治身份取决于文化参与”
②。
他们关注普通人的实践活动对社会发展的意义，主张社会主义的政治活动与普通人的直接经验或生活化的文化相结合。
他们认为社会主义革命不单单是一种政治革命，而且，政治问题也绝非传统政治概念之下，仅仅对政党、政治制度、周期性政治选举诸如此类的关注。
对于英国新马克思主义文化学派的学者来讲，汤普森、霍加特、威廉斯、伊格尔顿、霍尔，不约而同地共同思考文化，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文化思想。
在面对新左派对文化的关切时，人们会首先思考这样一些问题：英国新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为什么将关注的焦点转向文化，为什么把文化作为解决现代性危机的首要性问题，他们的文化思想意味着什么，又与先前的文化思想有什么不同，这些问题也是进一步深入解读霍加特文化思想的关键所在。
霍尔曾对为什么文化问题是新左派至关重要的问题做出了这样的解释：“首先，因为社会变化中意识形态和文化领域戏剧般地引人注目；其次，因为文化维度似乎对于我们来说并不是次要的问题，而是社会的基本维度；再次，因为在对社会主义的重新描述中，对于我们而言，有关文化的论述是根本必要的；最后，新左派第一次蹒跚地迈出了将文化分析与文化政治作为核心政治问题的脚步。”
①无论这些新左派的文化思想多么的与众不同，但总体来说，他们关切的不是文化自身的演绎逻辑，而是人的发展、社会的发展。
英国新马克思主义立足于英国具体的社会语境和政治语境，以文化批判为切入点，展示现代社会的运行“轨迹”
，揭示社会内部与社会间的一般性断裂，以及现代社会与生俱来的矛盾。
在英国新马克思主义看来，现代性的成就是巨大的，但是现代性现实的状况却不能令人满意。
他们认为，现代性社会的运行“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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