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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主威独运”
与“安流平进”
的新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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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朝察举与学校入仕制度，既处于复兴之中，又明显地士族化了。
这是社会政治文化背景继续发展的结果。
我们已经指出，采用考试选官方法的察举与学校制度，相对地更有利于皇权—官僚政治，而不是士族政治。
考试方法与择优原则，本质上与身份特权制度是不相容的，它具有选贤任能的功能以及促进下层士人依靠才行知识改变地位，造成社会上下层的活跃对流，并由此而抑制门阀化、封建化因素的功能。
这有利于君主赖以实现其专制皇权的官僚政治，有利于君主抑制可能因过度发展而分夺其权力的特权身份集团。
而从另一方面说，依赖于择优原则的官僚体制，又是以专制皇权作为其权威的主要来源的。
因此，察举学校制度的地位变化，就与皇权的兴衰，有了直接的关联。
东晋时期，“朝权国命，递归台辅，君道虽存，主威久谢”
（《宋书·武帝纪》“史臣曰”
），皇权低落而门阀专政，察举学校制度的衰落，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但刘宋以来，皇权开始恢复，所谓“主威独运，官置百司，权不外假”
（《宋书·恩幸传序》）。
自低级官僚出身的北府兵将领刘裕，依武力而不是门第取代东晋皇室之后，南朝君主通过使皇族出镇要藩、武将执掌兵柄、寒人主持机要等手段，恢复了对大小臣吏的诛赏迁黜、生杀予夺的处分权力。
如田余庆先生所言：“东晋门阀政治，终于为南朝皇权政治所代替。
南朝皇帝恢复了绝对权威，可以驾驭士族；而士族纵然有很大的社会政治优势，却绝无凭陵皇室之可能。”
①
我们可以特别注意，南朝君主多以寒人掌机要，而寒人时常公然操纵选举。
据《南史·恩幸传》，刘宋时戴法兴、巢尚之、戴明宝为中书舍人，“凡选授迁转诛赏大处分，上皆与法兴、尚之参怀，内外诸杂事，多委明宝”
，“凡所荐达，言无不行”
;阮佃夫、王道隆、杨运长“并执权，亚于人主”
，“朝士贵贱，莫不自结”
;齐时茹法亮、吕文度“并势倾天下，太尉王俭常谓人曰，我虽有大位，权寄岂及茹公”
;綦母珍之“凡所论荐，事无不允，内外要职及郡丞尉，皆论价而后施行”
;茹法珍、梅虫儿“权夺人主，都下为之语曰：欲求贵职依刀敕，须得富豪事御刀”
。
高门士流，为求迁转有时竟须屈事寒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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