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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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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尔顿·弗莱德（MortonFried）在其有关部落与宗族的著名文章中，指出单线世系群体使用不同的策略调控成员的资格：
正是因为在某些情况下，单线世系群体组织产生出一笔不俗的财产，以致第二个条件就极为重要了。
这个条件就是有否子孙。
有否子孙，成为限制宗族成员获取稀缺资源的简单而非常有效的手段。
这些资源一般是经济资源，但可以随时延伸为任何其他的权利或特权。
子孙这项条件，又演化出两种自相矛盾的模式：一是实证，要求出具恰当的、现在的、族谱的身份；一是指派（stipulation），资格不难取得，往往是因为同一姓氏，并追溯出虚构的或传说的共同祖先，取得宗族成员资格之后，才把谱系世代编造好。
[24]
弗莱德根据这个标准总结说，部落与宗族在中国应该是有所区别的。
我在我的有关香港新界的著作[25]中反对这个观点。
我并不清楚，族谱一旦可能已经成文，然后即使并非成文也假设是成文的，则规定的与实证的子孙是否就可以区别开来。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我认为不同种类宗族的区别，也就是界定成员资格的不同目的之间的区别，勿论这些目的是争取居住权、持有公家财产、联盟成员资格，或者攀附官宦之家。
我认为，要问的问题不是为什么中国社会这样突出子孙，而是中国社会怎样在社会和文化变迁亦即制度和思想框架创设的过程中产生，而祠堂和成文族谱便是这些变迁的其中一些工具。
我在珠江三角洲看到不少这些过程的证据，印证了我在新界的观察。
把成文族谱联系到一个社群（往往是地域社群）来解释，是必须面对的困难。
族谱重在准确和完整，让人感觉在其界定的范围之内是全面的。
历史学家须在字里行间，看出族谱认受选定的社群成员的子孙资格。
成文族谱不过是几种宗族成员资格表示之中的一种——其他的是参与祭祀，或居住于乡村，姓名记录的多变和随意，是可想而知的。
有人会问，文盲的人怎样做到记录妥善？弗莱德最初的问题因而非常重要。
我们须从族谱的编修之中了解为什么采用了这样或那样的标准，就是为了明白资格意味着什么，尤其是在共有资源的分配方面。
在弗里德曼之后，研究宗族的历史学家对于公家群体的宗族概念，已不感陌生。
重要的是，这个观点并不是指每个族谱都代表一个统一的组织，或者宗族群体必定是一个统一的法人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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