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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族形成后的世系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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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以上的观点正确，那么很多族谱所表现出来的便正是支派之间的协约安排。
但这个观点让支派内部的纷争把族谱掩盖了。
[15]有见及此，对宗族结构有兴趣的学者，不但会想根据为整个宗族而编修的族谱重建宗族历史，也会想把各支派各自的族谱考虑在内。
当然，不幸的是任何族谱都是可遇而不可求，而支派的族谱与宗族的族谱能够互为补充的情况亦属罕见。
既无可以补充的记录，学者便唯有在宗族的族谱里想办法取得支派的资料。
追溯宗族政治的一个有用的起点，是郝瑞（StevanHarrell）有关财富和地位之于生育影响的研究。
[16]郝瑞采用历史人口学的方法，显示出在他所研究的宗族那里，如果按照财富和地位的划分，把宗族分割开来，那么，这些小宗族便会有不同的发展速度。
他总结说：“大多数情况显示，在较为富有的支派，族人结婚较早，所娶的女子较年轻，纳妾也较多，妻妾的生育能力也较强。”
[17]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接受这个概括，因为瓜瓞延绵无疑是宗族竞争中十分受重视的价值，而生儿育女也会受资源充裕与否的影响。
然而，这样的概括也应该有两点限制。
首先，只要接受宗族内可以出现结构分化，那么便没有理由假设支派内的差异必定不比支派之间的差异严重。
其次，尽管确凿的证据薄弱，但婚姻和生育——甚至在某种程度上领养的决定，看来并不是由任何支派而是由家庭所作出的。
由这两点看去，就是把瓜瓞延绵视为支派内部的集体在宗族环境之中出人头地的标志。
如果可以为此而整理出某种分析人物生平的方法，那么便可以有大量数据用作分析。
必须承认，我在试图重复郝瑞的研究时所用的数据，迫使我修正他的结论。
我选择作分析的数据，源自《泰宁李氏族谱》（约1914年），因其非常详尽、条理分明，而且几乎没有附载的文书，可以免受额外的资料遮蔽。
李氏是小榄的三大姓之一，小榄位处珠江三角洲边缘的沙田，[18]而李氏认为泰宁是他们早期的根源。
李氏在明清两代功名显赫，地位大为提升。
时间所限，我无法讨论整部族谱，而本文的数值不过是从一个支派的1407个条目计算出来而已。
族谱的一条规则是不准加入16岁以下的男丁，而尽管有例外，但不多。
我在分析时，给每个条目一个编码，表示一个独特的宗族地位、生卒日期、妻妾子女的数目，以及这个族人是过继回来的，还是过继了给人。
出生日期有早至16世纪的，也有晚至20世纪的，而在这段时间，这个支派经历了15代。
我选择作分析的支派又包含了多个以一间祠堂为中心的分支，而这间祠堂乃是为祭祀一位死于1553年的先人而建。
这位先人留下了五个儿子，其中一个过继给人，剩下的四个又再形成当时人（至少是1910年编修族谱时的人）所确认的分支。
在这位先人的后人所确认的10个分支中，7个是其次子的后人，而在这7个分支中，又有4个出自其曾孙孙宸（1576—1634）；孙宸是1612年进士，官至户部和礼部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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