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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立君以为民”
：政权的合法性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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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是“道”
、政治理念的维护者，这种政治理念主要包括政权的合法性基础、政治的正义性原则以及士的为政原则等。
原来在周人的天命观中，一方面认为“天佑下民，作之君”
，另一方面又主张“民惟邦本”
（《古文尚书·五子之歌》），认为“后（注：君）非众，无与守邦”
（《尚书·大禹谟》），突出了民在国家政治中的地位与作用。
在此基础上，儒家进一步提出，“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
（《荀子·大略》），明确肯定设立政权、“立君”
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民，从“天下为公”
与“民为贵”
两个方面，对政权的合法性基础作出了规定和说明。
从人类的历史经验出发，儒家不否认“立君”
的合理性，孔子主张“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
（《论语·季氏》），便是肯定一个统一的王权对于维护社会秩序的巨大作用。
孟子将“禹抑洪水”
“周公兼夷狄，驱猛兽”
（《孟子·滕文公下》）看作文明史上的大事，也是着眼于君在领导民众应对自然灾害、抵御外族入侵中的作用与贡献。
但孔孟等儒者也清楚地看到，君的“无道”
同样会给人民生活、社会秩序造成巨大危害，所以他们虽然主张设立君，但又站在民的立场来限制君，规定了立君的根据与目的，体现了对政治问题的独特思考。
自人类有君以来，立君的形式大致有两种：尧舜的禅让和禹汤、文武的世袭，这种差别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权力共有与私有的不同。
“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
（《礼记·中庸·第三十章》），似乎对于这种差别并没有给予特别的强调，而孔子之后的子游一派，则极力强调这种立君形式的不同，并以此对政权的合法性基础作出思考。
成书于子游一派的《礼运》篇云：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这里的“天下”
指天子位，也就是最高政治权力。
“为公”
的“公”
，郑玄的解释是，“公犹共也”
[4]，就是公共的，而非私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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