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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神话因素在任何地方都不是最高的实在内涵，但却总是对这个内涵的严格提示。
歌德使神话因素成为最高的实在内涵，并以此构成这部小说的基础。
神话因素是这部小说的实在内涵，其内容表现为套上歌德时代服装的一出神话皮影戏。
这个观点多么令人惊异。
因此，与之相关，我想谈谈歌德自己对这部作品都说了些什么。
这并不是因为批评非得要用作者的话来开路；不过，批评越是不受作者的话的束缚，就越避免不了这个任务，即像理解作品一样理解作者的话，这两者有着同样隐秘的基础。
当然，作者的话并不能构成这种理解的唯一原则。
比如，评论和批评里根本不涉及作者的生平，而在理解作者的话时，这却有一定作用。
歌德对他的这部作品的谈论，也是试图对付当时外界所做的评价，这个意图多少也左右了他的言论。
因此有必要看一看当时外界的评价，尽管这种观察并非由于对此很感兴趣，而仅仅是作为一个提示而已。
在当时的评论中，那些出于惯常的推崇——当时对歌德的所有作品都持这种态度——而吹捧这部作品的，大都是匿名作品，并不占重要位置。
更值得注意的评论，是个别出色的撰稿人所写下的很有分量的话，这些话不无代表性。
正是在写这些话的人中出现了第一批敢于说话的人，他们说出了那些平庸之辈仅仅出于对作者的尊重而不愿承认的话。
歌德本人当然也感觉到了读者群的看法。
1827年，他以辛酸而真切的回忆提醒策尔特[20]说，他还记得很清楚，人们曾像“害怕涅索斯的长袍[21]一样”
排斥他的《亲合力》。
人们读这部作品时简直摸不着头脑，糊里糊涂，好像被打蔫了一样，他们原本只想在作品中寻找帮助，以便使自己的生活摆脱烦恼和困惑，而不愿忘掉自我，陷入一个陌生生命的内在中。
斯达尔夫人[22]在《论德国》一书中的看法就代表了这种观点。
她讲道：“无可否认，歌德这部作品对人的心灵有透彻的了解，但这种了解是令人泄气的：书里的生活无论怎样度过，似乎都是无所谓的；如果使生活的内容深化，则是阴惨悲哀的；倘能躲避这种生活，又是相当愉快的。
这种生活难免有道德上的弊病——如果可能，就应当治好它，否则就应当因此而灭亡。”
而维兰德[23]以他简洁的手法更为突出地表达了类似观点——这句话引自他的一封信，收信人的名字不详——“我的朋友，我得承认，我在读这部委实可怕的小说时，心中还是有着温暖的关切。”
有这种很温和的惊异感的人恐怕很难想到，排斥这部作品还会有务实的动机，这在教会方面的宣判中表露无遗。
这部作品里显而易见的异教倾向无法逃过教会方面较聪明的狂热分子的眼睛。
因为虽然作者为阴沉力量而牺牲掉了恋人的所有幸福，但这骗不过狂热分子。
凭借直觉，这些狂热分子感到牺牲幸福的过程中缺乏神性先验的因素。
恋人在生存里的毁灭还不够吗——怎么能保证，他们不会在更高的生存里胜利？歌德在小说末尾不就是想暗示这一点吗[24]？因此，F．H．雅可比称这部小说为“恶欲的升天”
。
歌德死的一年前，亨斯滕伯格就开始在他主编的《新教教会报》上大肆抨击这部作品。
他的情感被激怒了，思考根本压不住这股火气，他的抨击成了恶毒论战的样本。
但是，与维尔纳相比，他简直就是小巫见大巫了。
当时转而信教的查夏里亚斯·维尔纳，敏锐地感觉到了作品情节中阴郁的礼仪倾向，他寄给歌德——同时还告知歌德他信教的事——他所著的十四行诗《亲合力》，其实更像是一篇散文。
不管是这封信还是这首诗，就算在百年之后的表现主义中也找不到可与之相比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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