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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要是盲目地选择，祭品的腾腾热气就会迷糊了他的双眼。
——克洛普施托克[1]
当前关于文学作品的文献表明，在这一领域所进行的细致研究更多是出于语文学而不是批评的兴趣。
因此，以下对《亲合力》深入细节的分析也难免引起对其本意的误解。
尽管这篇分析读起来像评论，实际上它意在批评。
批评所探寻的是艺术作品的真理内涵（Wahrheitsgehalt），而评论所探寻的是其实在内涵（Sachgehalt）。
这两种内涵之间的关系决定着文学创作的基本法则，即：一部作品的真理内涵越是意义深远，就越与其实在内涵紧紧地连在一起而不易被察觉。
据此而言，如果作品的真理深深植根在其实在内涵中，而恰恰是这样的作品证明了其持久性，那么，在作品持续存在的时段内，实体（Realien）从世上绝迹得越彻底，作品里的实体就越发清晰地凸现在观察者眼前。
与此同时，伴随着作品的持久存在，在作品问世初期融为一体的实在内涵与真理内涵显得分离开来了，因为前者正喷薄欲出，而后者仍一如既往地深藏不露。
所以，对后来的批评者来说，阐述作品中显眼而令人惊异之处——即实在内涵——就越来越成了批评的前提。
批评者的这种情形可与捧读羊皮纸的古文字学家相比：羊皮纸上褪色的文章被一种更有力的、涉及该文章的文字一笔一画地覆盖了。
正如古文字学家得从阅读后一种文字开始，批评者也须从评论入手。
批评家由此猛地就获得了其判断的一个极其宝贵的标准：这时他才可以提出批评的基本问题，即是真理内涵的表象（S）源于实在内涵还是实在内涵的活力源于真理内涵。
因为这两种内涵在作品中分离开来，这样它们就决定着作品的不朽性。
从这层意义上说，作品的历史酝酿着对它的批评，因而历史的距离增强了作品的威力。
做一个比喻：如果把年岁递增的作品看作熊熊燃烧的柴火堆，那么站在火堆前的评论家就如同化学家，批评者则如同炼丹士。
化学家的分析仅以柴和灰为对象；而对炼丹士来说，只有火焰本身是待解的谜：生命力之谜（dasR?tseldesLebendigen）。
与此相似，批评者追问的是真理，真理那充满活力的火焰在那曾经存在事物的沉重柴火上和那曾经经历了一切后轻飘飘的灰烬上继续燃烧。
诗人以及与他同时代的读者群尽管知晓作品实体的此在（Dasein），但他们多半并不了解其在作品中的意义。
由于仅仅在实体的基础上才反衬出作品的恒久性，因此同时代的批评无论怎样高屋建瓴，把握住的只是作品的流动不居，而不是沉静的真理，只是短暂影响而非永恒存在。
不过，不管实体对阐释作品始终是何等重要——几乎无须提及的是，不能以读品达[2]的作品的态度来端详歌德的著作。
倒可以说，歌德时代比任何其他时代都想不到，生存最本质的内容淋漓尽致地在物质世界中展现出来，否则其内容达不到真正的完满。
康德的批判之作[3]与巴泽多夫[4]的奠基之作，一个研究的是当时经验的意义，另一个则是对当时经验的观照，它们以迥然不同、却同样简洁的方式证实了当时经验之实在内涵的贫瘠。
从德国——如果不说是整个欧洲的——启蒙运动的这一关键特征中，可以看出康德的毕生之作以及歌德创作的一个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
因为正当康德完成了他的著作，从而勾勒出了如何穿过光秃秃的现实森林之时，歌德便开始寻觅常青树的种子。
随之而来的是古典主义潮流，它试图弄清的并不是伦理的和历史的，而是神话的和语文学的问题。
它所思索的不是生成中的意念（diewerdendenldeen），而是业已成形的、蕴含着生命与语言的内涵。
继赫尔德[5]和席勒[6]之后，歌德与威廉·冯·洪堡[7]成了这一运动的领袖。
歌德的同时代人没有注意到其晚期作品中经过更新的实在内涵——这种内涵没有像在《西东合集》[8]里一样得以强调，与古希腊罗马的相应现象截然相反，这种忽视的原因在于，他们根本就想不到去寻觅这样一种实在内涵。
即便是最杰出的启蒙思想家，尽管他们一清二楚地预感到了内涵或洞察到了事物的真相，却无法由此上升到对实在内涵的直观（Ansg），这一点在他们对婚姻的态度上体现得尤为明显。
在对待婚姻——人类生活内涵最严格且最务实的表现形式之一——的态度上，一种新的观察态度最先在歌德的《亲合力》中表现出来，即对实在内涵的综合观照。
康德在《道德的形而上学》[9]中给婚姻所下的定义仅仅被视为典型的板起面孔的说教或古稀之年的怪念头，实际上它是理性最伟大的产物，这种理性毫不妥协地忠实于自身，深入到实在内涵中，其程度远甚于那些感情丰富的伪理性活动。
尽管这两种努力都无法洞察出实在内涵的奥妙——只有哲学的直观，更确切地说，只有哲学的经验才能把握实在内涵——但是一种努力漫无边际、失去了根基，而另一种努力恰恰触到了形成真正认识的地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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