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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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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一些前辈所指出的那样，后世对翁氏开缺原因的基本判断，与戊戌十月翁氏革职上谕的影响直接相关，这是造成人们认识误区的关键所在。
开缺与革职虽不无关联，到底还是两起不同的政治事件。
翁氏于“定国是诏”
颁布后数日开缺，适值变法开始之时；而革职则在政变两月后，正当刚毅等反攻倒算之际。
前后相隔半年，环境氛围迥然不同。
然而，人们受到清廷上谕的影响，往往以翁氏革职的原因来逆推其开缺的内幕，认为革职是对翁氏以前支持变法的进一步追究。
这样倒放电影式的逻辑推理遮蔽了真相，左右了人们考察翁氏开缺问题的思路，致使我们的历史认识出现了不可避免的偏差。
当然，揭示戊戌年春翁氏“旧”
的一面，只是出于恢复其本来面目的考量本身，这里并没有对其做出否定性评判的意味。
况且，纯粹的历史评价是毫无意义的。
事实上，戊戌时代的变法是多层面的，绝非只有康、梁变法一途。
史学家陈寅恪曾言“当时之言变法者，盖有不同之二源，未可混一论之也”
。
“至南海康先生治今文公羊之学，附会孔子改制以言变法。
其与历验世务欲借镜西国以变神州旧法者，本自不同。”
[42]以后来者的眼光看，近代中国发展的道路正是“借镜西国以变神州旧法者”
，直至清末预备立宪仍是这个渐进展开的改革方向。
虽未明言，大约在陈寅恪看来，康有为“托古改制”
的变法活动，得到的支持甚少，并非戊戌变法的主流；而乃祖“借镜西国以变神州旧法者”
即“中体西用”
者倒是切实可行的路子。
萧公权也认为，翁同龢的思想大体属于“中体西用”
的范畴，属于稳健的改革者。
[43]从反对康氏激进变法的角度说，翁同龢与陈宝箴、孙家鼐的政治态度完全一致。
所以，谨慎与稳重在一定条件下也会表现为“守旧”
，这样的“旧”
比起那些漫无章法、急功近利的“图新”
并非毫无意义可言。
戊戌变法的失败除了从保守势力的阻挠方面寻找原因，改革者的急迫、忙乱、不切实际更是导致变法失败的主因，这一点已是学界的共识。
原载《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2期
[1]关于该问题的讨论由来已久，其中近40年来的相关论著有吴相湘：《翁同龢戊戌罢官原因》，《晚清宫廷与人物》第1集，81～90页，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0；谢俊美：《关于翁同龢开缺革职的三件史料》，载《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3期；戴逸：《戊戌变法时翁同龢罢官原由辨析》；俞炳坤：《翁同龢罢官缘由考析》；侯宜杰：《略论翁同龢开缺原因》，上述三篇文章均收入常熟市人民政府、中国史学会编：《甲午战争与翁同龢》，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
另见舒文：《翁同龢开缺原因新探》，载《清华大学学报》1998年第1期；杨天石：《翁同龢罢官问题考察》，载《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3期，等等。
[2]谢俊美：《20世纪翁同龢研究述评》，载《江海学刊》2003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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