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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高级社，然后小社并大社，不仅农民的生产资料甚至一部分生活资料都被充了公，而且穷村和富村之间财产平调，然后上调。
在农村搞互助合作其实并没有错，在某种意义上还是农民之所需，但将互助合作变成合作化，一场由行政强制加意识形态社会动员的“群众运动”
，事情则走到了反面，农村的情况是非常复杂的，有需要生产合作的农户，也有不需要的，对于合作层次也有不同，但无论如何合作，轻易地采用运动式的强制结束小农私有制，对绝大多数农民都是难以接受的。
结果是那个当年令人振奋的农村社会主义“**”
，同时也是农村大牲畜死亡的**，农民大量宰杀猪羊鸡鸭的**。
然而，农村的“生产力暴动”
，很快使农民陷入了半饥饿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农村迎来了属于自己的“反右运动”
，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主要是大辩论，听经过的农民讲，大辩论，实际上就是大批判、大斗争，经过一场场的大辩论，原来一肚子瓜菜、叫嚷吃不饱农民，一下子就吃饱了，改口说一天三顿大米饭，撑得不得了。
很多农村其实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进入大跃进的。
大跃进，人民公社，大炼钢铁，农民军事化，砸锅炼铁，吃公共食堂，把老房子拆了当肥料，分男营女营，集体居住。
每天劳动十四五个小时以上，经常挑灯夜战，连轴转，妇女的子宫脱垂成为普及性的疾病。
在这种举国的狂欢式的工作热潮中，未来天堂的**和高度组织化和强度动员的建设氛围，在一段不长的时间内，的确暂时消除了因急速合作化给农民带来的种种忧虑，尤其在放开肚皮吃饭的那几个月，然而好景不长，由于违背科学的生产方式（高度密植、过度深翻土地）和大炼钢铁导致的农田抛荒，在不多的存粮吃完糟净之后，农村先后进入了饥荒，“跃进”
跳得越快的地方，饥荒就越严重，小说所本的河南农村，还在跃进的**的1958年下半年，就已经出现了因饥饿大批逃亡到湖北的农民。
接下来，在饥荒中没有饿死的农民，刚刚缓了口气，就迎来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然后是“**”
。
在大革命中，最让农民头痛的是农业学大寨，就是小说里写的“造梯田”
，无非是变相的“大跃进”
，大队核算，大干社会主义。
回顾这段历史，如果从文字上看，你会发现发生的所有的一切，都是出自农民自己的意愿，统购统销是应农民反对奸商盘剥的要求，合作化是顺应农民对两极分化的不满，“大跃进”
人民公社更是顺应了“人民群众急切要求改变贫穷落后面貌的愿望”
，“文革”
以及革命中的学大寨运动，不仅顺应了群众改变一穷二白面貌的要求，而且是群众反修防修的需要。
当然，我们不能说农民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欲望和要求，因为，口号虽然是上面提出来的，但下面的农民也确实跟着走来的，而且有的时候看起来走得还挺欢的，当年媒体上农民欢欣鼓舞的照片和镜头，不见得都是造出来的。
只是，令人有些不解的是，为什么每当农民有这种大规模的要求的时候，总会伴随着大规模的运动，合作化、人民公社、“大跃进”
、“**”
就不必说了，就连统购统销，都是由组织安排群众评议每家的余粮存量，只要把第一家评高了，那么接下来就会越评越高，直到逼得人家上吊。
运动，就是总是躲在袖子后面的那只手。
等到农民最后一点儿社会主义热情的火星被耗尽，任凭学大寨的号角吹得山响，农民依旧磨他的洋工，而把所有的力气，投到巴掌大的自留地上，“文革”
后期的所有运动，实际上都变成了锣鼓喧天的空热闹，这时，人们发现，“国民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
，虽然很可能这种说法只是一种耸人听闻，实际情况是我们被东亚的某些邻居远远地落在了后面，陷入了没有活力的短缺经济的陷阱。
于是，慢慢的农民“退社”
的要求被在半遮半掩中考虑了一半，大包干出现了，普及了，农民自己当家（其实是半当家）的欢喜劲儿刚刚上来，在更大规模的国家现代化浪潮里，就又被卷入了权力和市场的新的旋涡中。
无限供给的农民工，不仅为中国的出口加工提供了100%的劳动力，而且他们的存在，也成为中国吸引国外投资的最佳条件。
没有医疗保险，没有养老保险，没有工会，甚至连起码的劳动保障都没有的农民工，拿着世界上最低的工资，还经常遭到拖欠，事实上构成了中国城市化、现代化原始积累的主要因素。
从本质上讲，革命时代的工业化和眼前的现代化是一样的，区别只是一个沿着苏联道路走，一个沿着美国的道路走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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