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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西学的输入，对社会最大的冲击，是使得读书人有了另外一条获得功名利禄的捷径，而且通过这个捷径，这些通西学的人所得到的好处，随着国家现代化的推进，越来越优厚。
但是，这些留学生和在西学学堂学习过的读书人，却依然热衷科举，以得一个功名为荣，在办洋务的岗位上，一边操练西学，一边复习八股，参加考试。
像严复这样能够睁大眼睛看世界，而且大规模从西方引进学理的明白人，自打留学回国做了海归，每届乡试都不落下，屡败屡战，直至清朝新政，朝廷举行经济特科考试，让他当主考，赏了他一个进士头衔，才罢手。
甚至在科举废除之后，朝廷给留学生考试，分别授予现代学科意义上的各科进士举人，比如兵科（军事学）进士、农科进士，等等，喝了洋墨水的留学生们，也纷纷应试，得一个工科甚至牙科举人，都乐得屁颠屁颠的。
这就是“国家学衔”
这四个字，本身具有的巨大吸引力。
新式学校乃至新教育制度的兴起，意味着学衔的国家垄断被打破。
无论什么性质的大学，不管它是国立的、私立的、还是教会的，甚至没有资质的野鸡大学，都可以给它认为合格的毕业生发文凭，授予学士、硕士和博士头衔。
学校里出来的学生，如果从事新的行业，做工程师、医生和律师，至少在晚清到民国的转型时期，也不用参加国家的统一考试，由国家授予从业的资格。
后来被骂为大卖国贼的曹汝霖，在刚刚进入民国的时候，没官做了，转行做了中国第一个律师，根本没有参加过什么司法考试。
反过来，无论是留学生也好，国内名牌大学毕业生也好，毕业找不到工作，也只好饿肚皮，没有人会端着面包和牛油等着你。
新中国成立后，风水又转了回来，不仅大学和高考制度，使得科举在新学的前提下得以复归，而且国家掌控和垄断学衔授予的局面，也再度重现。
大学毕业即为国家干部，这种制度，甚至在号称破除一切的“文革”
中推荐上大学的工农兵学员身上，也照旧得到落实。
改革之后，大学不包分配，毕业生不再有铁饭碗，但学位和职称的授予，还是国家包办，为数不多的几个民办大学，顶多也就能发本科毕业证，连这种证件，也得由国家教育行政部门统一掌握，没有高考档案，任何学校的毕业证都不算数。
而职称更是国家强力垄断，只有少数所谓的国际会计师之类的“职称”
，由于有特殊的需求，是个人自己到专门的国际行业协会所属的机构来考的，剩下的，国家不认可，就什么都不是。
在古代，国家垄断学衔，但也很慎重对待学衔，官衔可以滥卖，滥到妓女和厮养都有四品的官衔，但学衔决不滥发，清朝直到把科举废除，学衔的授予，都是相当严肃的。
因为在古代国家视野里，学衔或者叫功名，属于国家名器，关系到国家根本，什么滥掉，这个也不能滥。
可是，现在学衔的国家垄断，已经进入现代甚至后现代语境，不仅大学的学位发得越来越滥，滥到无话可说的地步，职称的评定，也大体上黑幕重重，讲政治，讲权势，讲金钱，什么都讲，就是不讲学术的现象，绝对不是个别的。
有意思的是，尽管学衔之颁如斯之滥，形同儿戏，但知识分子却很少能抵御学衔的**，放弃追求的。
不管评职称的过程有多黑，所有人，包括某些看得很明白的人，都只能前赴后继地扎到里面，孜孜以求。
不管这个过程让人有多么的屈辱，多么的不情愿，还是不能放弃。
真正能看得开的，几如凤毛麟角。
当然，替知识分子想想，作为一个大学教师，如果一辈子做学问，最后连个教授都拿不到，感觉自己也不比别人差，这本身就意味着自己和家人的奇耻大辱。
从根本上讲，国家垄断学衔，意味着国家对社会精英的无形控制，晚清到民国，国家放弃这种垄断，虽然思想、文化乃至学术大师涌现了不少，但国家对精英的控制也放松了。
再一次恢复这种垄断，意味着至少在体制内，国家可以保障对精英的控制，就算有不满，也在追求学衔的程序过程中，斗志全消，不变成奴才，已经阿弥托佛了。
只是，古代的学衔垄断，国家还能保证学衔本身大体上的严肃性，不会撒开了乱给，表明对士人的某种尊重，而现在学衔颁授如此之滥，而且越来越滥，狗洞和大门都敞开，一任各种毫无知识含量之人涌将进来，说明古代的那种对士人的尊敬，已经不复存在，现代的知识分子，已经变成了权力的工具和玩物。
成了玩物和工具，道德操守，自然靠不住，即使没有得到职称之前靠得住，得到之后，大都也靠不住了，士风想不日下，也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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