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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说来，社会形态比较固定化的时候，黑社会往往不会很发达。
因此，拐卖儿童的也比较少见。
前现代的城市，政府对于街坊居民的管理比较严，而农村社会，存在各种乡社组织，宗族组织，基本属于熟人和半熟人社会，连走街窜巷的手艺人和艺人，都脸熟，给流民社会留下的空间不大。
如果有帮会和秘密宗教组织敢于做拐买儿童这种伤天害理之事，那么，很快会招致民间社会大规模的讨伐和打击。
但是，到了近代的转型时期，现代城市的扩张，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市，新兴的城市没有原来的维系模式，大量流动人口，也使得政府原来那套固定化的居民管理模式失效，城市和集镇，流民大幅度增加，农村原来的乡绅和宗族自治的结构，也遭到破坏。
结果政府和社会两方面，对于人口和社会管理，都逐渐处于脱序状态，因此，给黑社会，留下了大量的空间。
事实上，在清末到民初，中国的帮会和秘密宗教，一度占据了社会的小半江山，上海的帮会老大，被人称为“闻人”
，活跃在社会各个阶层，政府也不得不依靠他们来维持秩序。
直到抗战前夕，这种情况才稍有好转，政府对于非固定化的人口管理，有了一点儿门路，但这个过程，又很快被日本侵华战争所打断。
我们现在所处的环境，至少在人口与社会管理方面，跟清末民初有些相似，都处于转型的当口。
改革前，所有人都身属一个单位，或者工厂街道，或者农村公社，政府习惯于固定化的管理方式，户籍、居住地，工作地点，大体固定，按图册、按地点、按单位索人，大体跑不了。
改革以后，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一轮的城市化工业化的浪潮，带来大规模的人口流动，而那种从原模式中衍生出来的收容管理办法，由于弊病过大，经过孙志刚事件之后，不得不退出历史舞台，连带着暂住证管理制度，也受到冲击。
我们的城市管理者，包括珠三角这样高度工业化的农村地区，还没有学会像西方发达国家那样，动态地管理人口，旧体制下的户籍制度，也部分阻碍了管理上的进步。
因此，在治安管理和人口管理方面，像东莞这样一些地区，的确处于相当混乱的状态，为黑社会的滋生壮大，留下了空间。
东莞如此大规模的儿童走失，说明珠三角地区黑社会的这一产业，已经具有相当规模，“从业人员”
，人数众多，而且组织严密（其他地区，也有抬头之势）。
由于改革以来先富起来的人比较多，很多人工流产不甘于遵行现行的一胎化的人口政策，于是，儿童，尤其是男童的市场需求增加，也促进了这一罪恶产业的发展。
不消说，这种黑社会产业，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属于罪孽深重的犯罪，应该加以严厉打击。
但是，真正想要打击奏效，绝非简单加强警力可以实现，必须伴随城市管理体制改革，回到从前，已经不可能，不要让计划经济时代留下的固定化的户籍制度，成为人口管理的障碍。
实现居民一体化，落地即可获就业、租购房即可得到当地居民身份的转变，同时完善我们的金融、社保、医疗体系，使大多数状况下的人口流动，处于可以追踪状态。
这种状态下，黑社会也许无法完全根除，但至少可以控制一定范围内拐卖儿童这样的恶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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