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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子昆当年兼任教导总队队长，常来教导总队；身为女生教导队排长的何子友自然是要常走这条山路的了。
终于到了中村，是大山缝隙中一座小小的村庄，一簇簇黑瓦粉墙的徽派民居静静地散落在远近高低的且做上，日久炊烟生，苍然落平楚，几头黄牛安详地在清溪旁踱步，见有生人，并不惊惶，徽洋洋地抬起眼望着你，让人疑惑：是不是到了“不知有汉、逞论魏晋”
的桃花源？幸有一群背着花花绿绿的书包带着鲜艳的红领巾的孩子们欢蹦乱跳地走过，这才打破了我的幻觉。
村民们听说有当年的女新四军来探访旧址，陆续迎出，热情地指引，却都是历经沧桑面容的老人，鲜见有青壮男女。
一打听，原来年轻人都外出打工挣钱去了。
一群人便在一座古旧却不衰败的典型的徽居前立定了，母亲稍稍定了定神，便激动地叫起来：“是这里，就是这里，不过场子周围的土墙没有了，门前的池塘没有了……”
何子友便纠正她：“池塘原就在屋后的，怎么会到门前去呢？”
两个老太太孩子般地手舞足蹈，从一间屋窜到另一间屋，一边不停地描述着，哪里是队长办公室，哪里是学员们的寝室，门外的场地既是学习政治文化的教室，又是军事训练的操场。
我母亲兴致勃勃回忆起初到女生八队时的情景：夜行军，没走几步路背包就散了，绑腿就松了；站岗放哨，听到风吹草动便吓得哇哇叫，可是，心里面豁然开朗的舒畅真是难以言说。
母亲在到云岭之前，曾经受地下党派遣以流动宣传队员的身份到国民党军队里去开展工作，她们亲眼目睹了国民党军队内部的腐败，看清了一些反动将官“假抗日真剿共”
的面目，九生一死辗转千里才逃出了魔窟，奔赴皖南参加新四军。
母亲那年是18岁。
那一边，当年的教导八队女排长何子友正有力地挥舞双臂指挥村民们一起唱《新四军军歌》：“光荣北伐武昌城下，血染着我们的姓名；孤军奋斗罗霄山上，继承了先烈的殊勋……”
母亲说，当年她们在这里出操、训练、上课，集合时都要唱这首歌，那时真是歌声迭起、声遏行云啊。
这宁静的山坳被歌声搅动得沸腾起来，我仿佛看见山坡上、溪流边、田埂头，一队队、一群群英姿飒爽的女兵，一式的灰布军衣，头发剪成男子模样，却依然是花容玉貌。
她们来自天南海北，有城市学生，有乡村少女，有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贫家女儿，也有锦衣玉食的富家小姐。
她们在这里学政治、学文化，练瞄准练刺杀。
她们尽情享受着革命军队中自由明朗的气氛，她们向往着能为国家兴旺民族解放贡献自己的青春，她们感到自己的人生在这里绽出了含苞欲放的花蕾。
她们大都在这里学习数月，随后便奔赴抗战前线，或者到敌后根据地工作，她们艰难曲折却又璀璨美丽的人生便是从这座小山村里开始的。
我母亲珍藏着新四军教导总队女生八队的通讯录，我算了算，老八队队员如今定居在上海的便有二十多位，可是，几乎每年都有一两个名字被画上黑框，令人触目惊心。
我知道，她们每个人的经历都是值得大书特书的，可是她们大都默默无闻，在我们这个风云际会繁华喧嚣的城市的一角，安安静静地度着她们简朴的晚年。
“一个人在领会到生命真正的幸福时，就会觉得欢呼与歌颂全是多余的了。”
这便是她们的人生境界。
自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
和1937年的“七·七事变”
之后，国难当头、民族危亡之际，共产党人作出了极大的努力，促使国共两党再一次进行合作。
于是，1937年8月，陕甘宁的主力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1937年10月，“湘粤闽浙赣鄂豫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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