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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宗倒是欣赏这种潇洒，于是李白更加肆无忌惮，醉醺醺地在金銮殿上写诗，居然还伸出脚，逼着宦官头目高力士为自己脱臭烘烘的靴子。
这也是古往今来仅此一遭的妙事。
诗人们因了这些令凡夫咋舌的言行而永生。
千载之后翻到属于他们的那页史书，那寥寥数行字仍在扭动跳跃，似乎还想挣脱纸张飞到空中，为世人拼凑回那一个个大袖飘飘的傲岸身躯。
在诗人的名义下，任何性格，无论再怪异，都是合理的，甚至是必需的。
张扬与傲骨，是诗人绝不可少的禀性；所谓的轻浮，换个角度可以理解为天真浪漫，喜怒哀乐不加掩饰尽情流露；至于风流多情，更是诗人本色。
一个稳重老成、八面玲珑，如西汉霍光那般二十来年出入殿门每次脚步都不差分毫的人，怎能写出有血有肉、活泼泼的好诗——
然而，又有几位诗人在政治上的事功能与霍光相比呢？
自从诗人参政的第一天起，他们的仕途就笼罩着厚厚的乌云，很少有人能走得顺利从容。
这点诗人自己也体会到了，他们把这种坎坷归结于命运：所谓“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
（杜甫）。
其实早有人斩钉截铁地下了定论：“高才无贵仕。”
（梁·刘峻：《辩命论》）这声哀叹世代传承，元代辛文房撰《唐才子传》，写到李杜一章时也不禁感慨：“能言者未必能行，能行者未必能言；呜呼哀哉！”
诗人们究竟有没有治国的才干？就说李白吧，真有如他诗中反复自诩的王佐之才吗？没有机会施展自然不能下结论。
但他令高力士脱靴一节，倒可以引人深思。
对阉奴的鄙夷，自然是合乎正常人心理的，何况清高的诗人。
但凭良心说，高力士不能算是个坏人，一生对玄宗忠心耿耿，性格谨慎没有野心，也没干过什么伤天害理的勾当。
相比李白对力士的当面羞辱，几百年后，名臣张居正却采取了另外一种方式。
他主动与太监来往，一步步打点关系，终于在太监的帮忙下，取得了执政资格，这才放开手脚大干起来——须知明朝的太监名头可比高力士时臭上万倍。
唐朝的宦官乱政，那都是高力士之后的事。
张居正写诗没什么名头，但他知道要做些实事，先得站稳脚跟。
他清楚，你有再美好的理想、再高明的治国手段，如果不能爬到相应的高度，都只能白白烂在肚里。
而这个高度，绝不是凭着一腔浩然正气清清白白就能获得的。
甚至可以说，一个人有限的一生，大部分时间都是浪费在艰苦的攀爬过程中。
往往是等你终于上来了，抹抹额头的冷汗，准备干活时却惊惧地发现自己居然已经老迈得举不动手腕了，曾经的血性锋芒更是消磨得无影无踪，从此只能瘫软在高台上喘息着，等着被人挤下去——而那个颤颤巍巍冒出来的头颅，当然也是一样的雪白。
如果以成败论英雄的话，上台之后还有余力做出大事业的人，才是英雄。
有句老话，英雄不问出处，也可以理解为英雄一路走来，往往是不太光明的，常常得手脚并用连滚带爬。
你李白弯得下腰吗？
诗人们往往连正常的官场礼节都很难适应，类似“拜迎官长心欲碎”
的苦涩句子，随处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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