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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洪灾甚至写入了《圣经》，那就是著名的诺亚方舟的传说。
尽管各个民族信奉的神灵不同，洪水传说却都大同小异，都是硕果仅存的善人靠着对神灵的虔诚得了启示，准备好大船或是有神龟相救，漂浮了若干天，等到浩劫过去后，重新开始生活。
而我们的传说却是大禹治水。
这传说相比漂流逃难多了一种悲壮，多了一份主动，但也总能给人一个疑问：
我们的先民难道不能也像其他民族一样，躲上一艘船，避开洪峰，等着上天息怒吗？何必要一代代苦苦在泥泞中挣命呢？
应该只有一个原因：我们的先民已经离不开这片土地。
或者说，世界上其他民族对土地的留恋，都没有我们的先民那么强烈。
《圣经·创世纪》有段话，应该能揭示一二。
上帝在降下洪灾之前，规定了诺亚能带上一起逃难的物种，“凡洁净的畜类，你要带七公七母；不洁净的畜类，你要带一公一母；空中的飞鸟也要带七公七母，可以留种，活在全地上”
，于是“凡有血肉、有气息的活物，都一对一对地到诺亚那里，进入方舟”
。
查遍此节，可有一词一句提到另外一类生物的种子：庄稼？
很明显，当时的希伯来人，主要还靠游牧为生，他们可以离开一处已经不适宜生存的环境，去寻找另一处；而我们的先民，大洪水来临时却已经进入了农耕文明——有了田地，有了家，还能轻易抛弃家园远走他乡吗？
大禹时期华夏民族已经进入农耕文明，这是学者们早已证明了的。
当然，还有一个简单而有力的佐证：教人学会耕作的神农，早于大禹很多代。
其实农耕相比游牧、狩猎，要辛苦得多。
著名历史学者美国人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全球通史》中引用另一学者的话说：“大量的资料表明，狩猎、采集者不仅有充足的实物，还享有大量的空闲时间。
事实上，比现代工人、农民、甚至考古学教授所享有的还要多得多。”
辛苦还是次要的，更重要的是，选择农耕，便意味着从此被牢牢束缚在这片土地上，失去了狩猎、采集的灵活与潇洒，即使与游牧相比，也失去了不少的剽悍和迅疾——禹和他们的祖先，为何选择了这条艰辛的道路呢？
很简单，农业，只有农业，才能提供大量稳定可靠的食物，才能更有效地壮大部族。
农业出现之前，人类对付无常自然的办法只有一个：根据生存条件自我调节人口，类似于后世的量入为出。
而调节的办法却是残忍的堕胎、停止哺育或者杀死新生儿。
农业的意义用斯塔夫里阿诺斯的话说，是“农业革命导致了又一次人**炸”
。
他算了一笔账，人类逐渐进入农业文明后，“一定地区的食物供应量比过去更多更可靠”
，所以，距今10000年至2000年的8000年中，人口总数从532万剧增到13300万，与之前100万年中的人口增长数比，约增长25倍。
所以进入农耕，绝对是一种巨大的进步。
我们庆幸我们有那么适合农业的气候，我们感激出现过神农等一些伟大的观察思考者，我们自豪我们曾经遥遥领先——但，进步也要付出代价：我们这片古老的大地，面对洪水时，要保卫的已经不再只是一条条生命，还有那富饶的田园。
后人提起那次治水，描述都很简单，说大禹的父亲鲧只会堵，结果连有能够无限生长的神土息壤帮忙也是不成，只好换了大禹来，用疏导的方法十三年后终于大功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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