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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经济状况最糟糕的省份，在面对这种危机时总会出现一些诸如迭戈的总督，强迫富人供养他们的佃农，一直养到第二年农田收获时，这是对法律的一种轻率的违背。
我找出了很多信函，是1770年一些本堂神甫写的，他们提议总督向教区内所有在教或还俗的富人征税，他们这样写道：“他们不住在那里，却在那里占有大量农田，他们带着从那里赚得的大笔金钱到别的地方去花。”
村庄里总是有乞丐出没，再正常的年代也不例外；原因就如莱特洛内所言，在城市里，穷人能获得援助，而在乡村，穷人们不做乞丐便没法过冬。
那些命运悲惨的人经常受到最残酷的对待。
1767年，舒沃塞尔公爵试图将法国境内的所有乞丐一扫而光。
为此他采取了极其残酷的手段，这一点从各总督的书信中就能看得出来。
骑警队接到命令，要将国内的乞丐全都抓起来；据说，有超过5万名乞丐因此被抓。
乞丐中的壮汉被送去做苦工；其余人被送到40多家收容机构里去：这样一来，富人就能在他们身上行善了，这很不错。
旧制度时期的政府在面对上层阶级时，总是表现得温和而谦恭，在面对下层阶级特别是农民时，却总是表现得心狠手辣，动不动就出其不意地加害他们，这跟我先前所言没什么两样。
我从未读到过一份总督命令逮捕资本家的文件；然而，农民被逮捕的事件却层出不穷，逮捕他们的理由五花八门，有逼他们去服徭役的，有逼他们去服军役的，还有因为他们做乞丐，扰乱社会治安，所以逮捕他们的，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在审理那些凌驾于平民之上的阶级时，要用到独立的法庭，要经过长久的辩护，整个过程都要对外公开，以保护这些人的利益；但在审理平民特别是农民时，法官会当场做出判决，被告连上诉的权利都没有。
内克曾在1785年写下了这样一番话：“平民和别的阶级差距极大，这轻而易举地吸引了人们的注意力，至于政府是如何成了对付平民的木偶，却没什么人注意了。
仁义和人道已经成了法国人的精神特色，对于这样一份屈辱怀有同情心的人，虽然不必忍受贫穷的折磨，但依然为之感受到了无尽的愁苦。”
这些命运凄惨的人处境越来越糟糕，但这并不是他们受压迫的主要表现，阻止他们改善这样的处境，才是对他们最大的压迫。
他们享有自由权，但他们的愚蠢程度跟他们的农奴先人不相上下，而在贫穷程度上，他们简直称得上有过之而无不及。
他们生活的这个年代技术非常先进，但他们本人却连一点儿技术都没有；他们生活的这个社会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文明，但他们本人却依旧蒙昧无知。
同类独有的智慧和敏感，在他们身上一样都不缺，但对这两样优势的利用，他们却一无所知；就连自己仅有的本职工作——种田，他们也没有做好。
英国有位著名的农业学家曾说：“我只看到了10世纪的农业状况。”
行军打仗是他们唯一的特长；最低限度，他们在从事这个行业时，那种与生俱来的跟别的阶级的必要关联还没被切断。
这道既孤立又贫穷的深渊，就是农民们生活的地方；他们被囚禁在这个与世隔绝的环境中。
天主教被废止，过程中没遭遇任何反抗，教堂的神圣因此被玷污，在此之前的不到20年间，政府曾采用这样一种方法清算一个教区的人口数：在圣桌上，本堂神甫通过点名找出有多少人参加了复活节，这个总数加上对小孩和病人总数的估计，就是整个教区的人口数。
这样的情形让我大吃一惊，简直有些畏惧。
但是这帮野蛮人的内心已有流行思想从各个方向灌输了进来；它们借助各种各样怪异的方式，经过各种不为人知的通道进入了这个又小又黑的地方。
但表面看来，一切一如往昔，农民们的风俗习惯和信仰也好像从来没有改变过；他们还是那么快乐，他们已经被压迫得服服帖帖了。
即便身处最深的痛苦之中，法国人也总是表现得很轻松很快乐，但不要被这种假象蒙蔽了；法国人并没有完全忘记自己痛苦的命运，他们只是不愿去想，只想给自己找点乐子，因为他们认为，自己根本逃避不了这种痛苦的命运。
尽管他们好像对身处苦海没什么意见，但只要能给他们指明一条脱离苦海的道路，他们会马上以猛烈的势头朝那条道路飞奔过去，你若想阻止他们，他们会踩着你的身体冲过去，这样做的时候，他们的视线甚至都不会在你身上停留。
现在我们已经能将这些看得非常透彻了，但当时的人却做不到这一点。
平民，特别是农民的精神世界中究竟发生了些什么，上层阶级根本无法看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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