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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缴税制度促使所有缴税人去窥探自己的邻居，一旦发现邻居的财富增多，就跑去跟征税员说，以此来维护自己的短期和长期利益；这导致所有人心中都充满了妒意与恨意，不断去揭露别人的秘密。
这样的事情，不是只在印度的贵族领地上才会出现吗？
可当时法国也有一些地区的税务负担一点儿都不沉重，比如一些三级会议的省份。
这些省份享有自主征税的权力。
以朗戈科特为例，军役赋税不会随着缴税人的经济状况发生变动，因为其征税的唯一依据就是土地；该省因此制定了土地明细簿以供翻查，明细簿内容详实，将土地按照肥沃程度分为三个等级，每隔30年就会对这些记录进行重新修订。
自己应该缴纳的税额，所有缴税人事先都一清二楚。
一个人若是拒绝缴税，那么要为此负责的只有他自己，将负责对象说得更准确一点儿，就是他的土地。
一个人要是觉得自己在税额分配中遭受了不公平待遇，那么无论何时，他都有权提出要求，将自己和任一教区内任一居民的税额比例做对比。
我们现在称之为均等比例诉讼。
很明显，这些做法跟如今实施的那套制度完全吻合；我们只是对那时候的制度进行了推广，没有做出任何改善；虽然我们的国家管理制度是从旧制度时期的政府那里直接继承过来的，但那个政府的其他特征，我们并没有继承，这一点需要注意。
我们最有效的管理方式，不是从那个政府那里借鉴来的，而是从省议会那里借鉴来的。
我们将产品丢弃了，只留下了机器。
农民的普遍贫困催生了很多谚语，对摆脱贫困相当不利。
在自己的政治遗言中，黎西留曾写下这样一句话：“让富裕起来的人遵守规章制度，几乎是不可能的。”
18世纪的民众不会有这么偏激的认知，可他们还是坚持这样的观点：要想预防懒惰，只能借助贫穷这唯一的一种手段，要不是生计所逼，农民们断然不会工作。
这样的理论跟人们偶尔当着我的面谈及殖民地黑人奴隶时发表的理论完全一致。
在统治阶层中间，这个理论流传得相当广泛，经济学家们被逼无奈，只能站出来进行反驳。
军役赋税诞生之初只有一个用途，就是帮国王买兵，以弥补贵族及其附属者被免除的军役，这一点人所共知；可军役这项义务在17世纪又重新归到自卫队名下，由民众特别是农民一力承担，这一点大家有目共睹。
自卫队在征集的过程中遭遇了很多阻碍，这一点从总督府上那多如牛毛的追击违规自卫队战士或是逃兵的骑警查案记录中就能看得出来。
自卫队堪称农民最厌恶的徭役；他们经常逃到荒郊野外，以躲避这样的徭役，为了追捕他们，政府当局不得不出动武装军队。
由于现在的强迫征兵制度实施起来非常简单，当时出现的这种状况难免会叫人感到吃惊。
旧制度时期，农民对自卫队的反感到达了顶点，造成这种结果的罪魁祸首不是法律本身，而是法律执行过程中采用的方法；尤其是这种方法会让可能被征兵的人一直处于不安的状态（所有未满40岁的未婚男子都有可能被征兵）；这些人觉得就算自己抽到了豁免签又如何呢，相关政策说不定哪天就改了；而且让别人代替自己去参军是不被允许的；再加上这份差事既难做又充满危险，甚至不能给自己带来任何出人头地的机会，农民们自然不情愿去做；但这么沉重的担子偏偏由农民，特别是最穷的农民一力承担，残暴的统治对这些卑微的农民而言愈发显得难以承受，这才是最叫他们生厌的一点。
很多教区在1769年进行抽签时的记录，现在已到了我手里；上头记录着各教区抽到豁免签的那些人的具体情况：其中有一个是贵族家的佣人；有一个是修道院的看门人；还有一个是资产家的仆人，但该名资产家的生活状况堪比贵族。
有权免除这项徭役的，只有那些富人；如果一个农民每年都缴纳最高的税额，那他的家人就享有不去自卫队服役的特权：某些人口中的鼓励农业生产就是这个意思。
那帮经济学家最喜欢宣扬所谓的平等，但他们却从来不宣扬这方面的平等；他们唯一的要求就是推广这样的做法，即让最穷、最孤苦无依的农民承受更重的压力。
有个经济学家曾说：“只有底层平民才能承受士兵那么少的补贴，那么恶劣的生活方式，那么完全的独立性缺失，要别的人来承受这些，根本是不可能的，那对他们来说简直太残酷了。”
情况一直持续到路易十四在位后期，当时交通主干道要么没人养护，要么由其使用者——国家或是干道沿途一切所有者养护；可交通主干道的养护完全依靠劳役，即由农民全权负责，也差不多就是从这段时期开始的。
既能让道路正常运行，又不用花费任何费用，这条计策真是太方便，太有创意了。
这样看来，欧里总监于1737年下令在全国推行这条计策也就不出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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