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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制度时期的资产阶级，差不多都在城市里居住。
贵族享有的特权和军役赋税共同造就了这样的结果。
平日里，居住在自己领地中的领主在农民面前都表现得和蔼可亲；然而对于资产阶级这个邻居，他却表现得非常野蛮。
这份野蛮在他的权力不断缩减的过程中越来越膨胀。
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有两个：一是他已经失去了统治权，能帮他维持统治的人对他而言已变得毫无意义，他没必要再跟他们搞好关系；二是他失去了实权，便想通过滥用虚权来慰藉自己，这一点很多人都留意到了。
对于他的邻居来说，他到自己领地之外的地方居住，只会加剧而非减轻他们的痛楚。
他将自己享有的特权交由自己的代理者行使，这只会带给邻居更多的折磨，对减轻他们的痛楚一点儿帮助都没有。
但军役赋税及其名下的各类赋税是不是更能对这个问题做出解释，我并不清楚。
军役赋税及其名下的各类赋税给农民造成的负担，远远超过了它们给城市居民造成的负担，至于为什么会这样，我想我原本能用非常简短的语言将其解释清楚，但对大家而言，这应该起不到什么作用。
所以我只想说，城市中汇聚的资产阶级可以想出很多法子，使军役赋税减少甚至直接免除。
但若是他们各自居住在自己的领地上，仅凭一己之力是找不到这些法子的。
他们借助这样的途径，躲开了征收军役赋税这项义务。
相较于上缴军役赋税的义务，他们更畏惧征收的义务。
原因就是，教区内负责征收赋税的人处境之恶劣，是其他任何人都比不了的，我认为，不仅旧制度实施期间是这样，其他所有制度实施期间也都如此。
接下来我还有机会对该问题做出解释。
但在农村地区，这种赋税却是除贵族以外的所有人都逃脱不了的：为了不再承受这种不公平待遇，那些富有的平民甚至宁愿将自己的财产出租出去，到邻近的城市生活。
蒂戈尔曾说：“绝大多数农村有钱人都已演变成了城市资产阶级，这是征收军役赋税造就的结果。”
我曾有幸翻阅到相关的秘密资料，其中提到的内容跟蒂戈尔的说法吻合。
这里顺带介绍一点，为什么相较于欧洲大多数国家，法国的城市总数更多，特别是有不少城市的规模都很小，这就是其中一个原因。
在搬到城市定居后很短的一段时间内，那些平民中的有钱人原有的对乡村的喜好和相关精神就**然无存了；他们的同类继续留在乡村，从事原先的工作，这些工作对他们而言已变得再陌生不过。
进入自己现在居住的城市政府为官，便是他们今后唯一的人生目标。
是法国大革命导致了如今差不多所有法国人，特别是中产阶级法国人对成为政府官员充满向往，这种观点简直大错特错。
在好几个世纪之前，这种情况就出现了，并且人们从那时就开始用各种各样的方法小心关照它，所以它的发展从来没有中止过。
旧制度时期的官位跟现在的官位是有出入的，过去的官位数量更多，特别是比较低的官位，几乎数都数不清，这是我的观点。
从1693年到1709年，单是这些年间增加的官位数量就达到了4万，不仅如此，即便是居于资产阶级最底层的人也能得到官位。
我算过，1750年一座外省的中型城市中，居然出现了109名法官和126名执行官，他们全都是城市居民。
对于这些政府官位，资产阶级的确怀有空前的热忱。
他们之中的任何一个人一旦得到了一笔小钱，第一时间想到的不是用来投资生意，而是用来买官。
相较于行会前辈和军役赋税，这份卑微的野心给法国农业与商业的发展造成了更大的阻碍。
官位不足的情况出现以后，那些想要做官的人会马上想方设法制造出新的官位。
有个名叫让佩维尔的先生，曾在自己发表的一篇论文中论证了在某行业中增设监察员一职与公众利益完全相符的观点，在论文的末尾他还主动表示愿意出任该监察员。
这位让佩维尔先生是什么人，我们都很清楚。
他有钱，也有一点儿学识，不做上官誓不罢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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