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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法国怎样成为欧洲各国的特例：首都在国内稳居榜首，整个帝国的精髓都汇聚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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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较于帝国其他地区，首都的政治优势源自政府的性质，与其地理位置、宏大的规模和发达的经济并无联系。
伦敦的人口总数相当于一个侯国的人口总数，但直到现在，伦敦依然未能主宰大英帝国的命运。
单靠纽约民众便能主宰美国的命运，任何一个美国人都不会认同这一说法。
虽然现在纽约的人口总数跟大革命爆发时巴黎的人口总数相当，但纽约人也不会有这样的念头。
相较于国内其他地区，就算是法国宗教战争期间的巴黎人口数，也足以跟1789年的巴黎人口数相抗衡。
可这并不会对任何事情发挥决定性作用。
巴黎在投石党运动[1]时期不过是法国最大的城市，但到了1789年，它俨然已成了法国的代言人。
孟德斯鸠早在1740年时就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写道：法国除了巴黎以外，就只剩了那些尚未被巴黎吞并的偏僻省份。
那个喜欢想入非非，却又经常固执己见的弥拉伯侯爵曾于1750年不点名道姓地说到了巴黎：“不设立首都是不行的；但若头部过度膨胀，就会引发中风，将身体完全摧毁。
其他省份若沦为了首都的直接附属，那么那些省份的居民便相当于成了二等子民。
若是将国内的人才全都吸引到首都，不给那些省份的居民留下任何追逐名利的机会，那会造成怎样的后果！”
其他省份的权贵、商人及那些人称智者的人，若都被调集到了首都，就形成了弥拉伯口中私下进行的革命。
这种情况出现的原因，相信认真阅读过前几章的读者都已了解。
为了不让读者厌烦，这里就不重复了。
这场革命使城市不断发展壮大，通过这种再具体不过的表现形式来使政府震撼，从而留意到自己。
巴黎的规模与日俱增，政府因此产生了恐惧：这么大的一个城市治理起来实在太困难了。
这种情况在17和18世纪表现得尤为突出。
历代国王为了抑制城市扩张，颁布了很多诏令。
一方面，他们不断将法国的公众生活往巴黎市区及市郊集中；另一方面，他们又不愿看到巴黎扩张。
建造新的建筑物是不被允许的，要是有人一定要这么做的话，只能在指定的偏僻地方，用最大的花费建造。
所有诏令都揭示了同一件事：巴黎的扩张并未因为此前的诏令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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