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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外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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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年间，西洋和南洋的商人来华贸易，均至广州，来的商船不算多，然而不少于康熙统治时期。
雍正三年（1725），到广州的外国商船总计十艘，其中英国船六只，载来货物有黑铅，番钱、哆罗（宽幅毛织呢），日毕叽以及胡椒、檀香等物，法国船一只，所载黑铅、番钱、羽缎、哆罗，大体与英货相同。
噶喇巴（爪哇）、口哥沙、吗吧喇斯各一只，货物为胡椒、苏木，檀香。
北欧的瑞典、丹麦商人，都是在雍正年间来到广州进行贸易。
所有的外商贸易量不大，如署粤抚兼管粤海关税务常赉所说：“货物无几，大半均属番银”
。
到广州的外国商船，清政府一律令在黄埔停泊，进行严格管理，如其船所带炮位，由中国官方起卸保存，离去时始行发还。
船到后，中国派兵看守，只许正商数人与中国行商进行交易，其余水手人等都在船上等候，不许上岸行走，由粤海关进行征税和查货。
中国的与外商贸易无关的人员，一律不许进入外商船只。
要求外商于当年十一月、十二月乘信风便利，办理清楚离去。
雍正同意这些规则和做法，只是强调“严加约束稽察”
。
与外商洽谈贸易的行商，又叫“洋商”
“官商”
，他们在康熙年间组织公行，经过向政府申请，获得允许，负责对外商的贸易。
雍正初年洋行名为“十三行”
，其实有四五十家。
雍正三年（1725），粤抚杨文乾在行商中设立行头，专用其中的六家，洋船报税上货等事全由他们专门办理，这就是说清朝政府用行商垄断外商的贸易，杨文乾又选择少数行商垄断洋行生意。
雍正当政时，管理外商的官员往往大肆贪污。
杨文乾是被雍正视为实心奉公、不避嫌怨的好官，当两广总督孔毓珣，广东藩司常赉珣，官达等揭露他贪赃时，雍正很不以为然，大加保护，可是后来真相大白于天下。
杨文乾在粤海关每年额税四万两外，以溢耗之名，多得十一万两；外商带来的银两，每两抽银三分九厘，共得两万余两；红黄颜色的绸缎照例不许出口，杨文乾违例准许，每匹得银七钱，约计可得银万两；外商回船，不论其买货多少，按其携来银两，每两加抽一分，获银四万三千两；而且还以进贡为名从外商船上拣选奇巧物件自用，由洋行商人代给货价，计银万两。
这样杨文乾每年因管理外商事务，约计贪赃二十万两。
雍正五年（1725）夏天，杨文乾进京陛见，而时值外商船到来之时，不能细查外商贸易情况，所以行前传令，外商凡买湖丝一担，扣银二十两，茶叶一担扣银五两，瓷器等货扣银二两。
杨文乾还向行商索取银钱，行商按接洽的外商船只大小，包送杨文乾一万两，或八千两、六千两、三千两不等。
雍正六年、七年间（1728—1729），傅泰署理粤抚印务，为时八月，对属官节礼、陋规一概不收，表示清廉，但补用粤海关书吏五人，向他们每人收银三百两，否则不予录用。
杨文乾、傅泰在其他方面清廉，独涉及外商事，以为贪点儿无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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