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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出身：汉军旗的边缘人田文镜这辈子，打娘胎里出来就带着点尴尬。
他是汉军正黄旗人，祖籍奉天，具体哪年生的连史书都没记准，只知道大概在康熙初年。
这身份说高不高，说低不低——比汉人百姓强点，好歹挂着旗人身份；但在真正的满洲权贵眼里，就是性质的边缘人。
他爹田某（史料连名字都没留）是个小官，具体干啥的不清楚，反正没给儿子留下啥像样的家底。
田文镜后来回忆，小时候家里也就够个温饱，想请个好先生都得四处托人。
这出身决定了他这辈子不能像满洲勋贵那样靠祖荫，只能自己埋头往前拱。
关于他爹妈，史料里就一句话带过，连他娘姓啥都没记载。
这在讲究父母之邦的年代，算是挺少见的，估计是实在没什么值得写的——既不是名门之后，也没出过啥惊天动地的事。
田文镜后来发达了，也没见他追封爹妈多高的爵位，大概率是真没啥可吹的。
娶妻之后，日子还是老样子。
他媳妇姓王，也是汉军旗人，俩人过了一辈子，没听说过啥风花雪月的故事。
王氏身子骨不算硬朗，一直没生儿子，直到田文镜快四十了，才给他添了个儿子，取名田肇丽。
就这一个独苗，后来还不成器，这是后话。
田文镜的前半生，用俩字就能概括：平庸。
康熙二十二年，他以监生身份入仕，当了个福建长乐县丞。
这官多大呢？正八品，比七品芝麻官还小一级，说白了就是县衙里的高级办事员。
他在这位置上干了多少年？足足九年。
九年里，他干了些啥？无非是收税、断案、应付上级检查。
县志里记载，他办案还算麻利，但性子太直，经常跟上司顶牛。
有次知府下来巡查，想捞点好处，田文镜愣是装听不懂，最后被知府在考评里写了句偏执寡合。
就这么磕磕绊绊，他熬到康熙三十一年，升了山西宁乡知县（正七品）。
总算成了芝麻官，可这年他已经快四十了。
跟他同时期入仕的，要么早就升到知府，要么干脆致仕回家了。
在山西那几年，他干得还算扎实。
县志里说他清苦自守，不事逢迎，但也没见啥突出政绩。
唯一的亮点是处理积案，他到任时宁乡有三十多起拖了好几年的案子，他用了一年就全结了，其中有两起是冤假错案，他给翻了过来。
但就这，也没让他升官，反而因为得罪了当地士绅，被调去了更偏远的直隶易州。
康熙四十四年，田文镜总算熬到了知州（从五品），这年他已经五十出头。
同僚们见了他都客气地喊田知州，但背后都嘀咕：这老小子，这辈子也就这样了。
谁也没想到，这时候的田文镜，心里憋着一股邪火。
他看着那些靠关系爬上去的年轻官员，看着那些拿着俸禄不干事的老爷，心里跟猫抓似的。
他在日记里写过：官不在大，在能做事。
若只图安逸，不如回家卖红薯。
这话看着励志，其实透着一股子不得志的愤懑。
二、转机：雍正的康熙驾崩那年，田文镜正在吏部当员外郎（从五品）。
这官是他熬了三十多年才混上的，干的是最枯燥的文选工作——给官员排序、补缺。
每天对着一堆档案，眼睛都快熬瞎了，可他干得特认真，谁该升谁该降，他都按规矩来，一点不含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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