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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大迁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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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卢沟桥事变”
，国民党第29路军奋起抵抗，抗日战争全面爆发。
8月13日，日军在上海登陆。
8月的一天，中研院突然接到通知：“现在情势紧急，鸡鸣寺全部被南京防空司令部征用。
限各所三日内全部迁移，过时则不准出入。”
中国近代史上史无前例的“学术大迁徙”
开始了！
地质研究所在李四光带领下，花了三天三夜工夫，把仪器、书籍和标本，装箱运往庐山。
在山上的芦林和山麓姑塘镇，李四光分设了办事处，地质研究工作在艰难的条件下继续进行。
12月13日，南京沦陷，蒋介石曾扬言要死守首都，结果不到6天就逃之夭夭。
国民政府决定迁都重庆，但政府机关大部和军事统帅部先行转移到武汉，武汉成为当时实际上的全国军事、政治、经济中心。
1938年10月，广州、武汉相继失守，国民党政府在武汉也待不住了，整体开始迁至重庆，中研院奉命随政府内迁。
代院长朱家骅要各所立刻迁往重庆，不去重庆就停发经费，搬迁事宜也概不负责。
战云密布，时代动乱，地质研究所往哪儿迁呢？李四光周密盘算着。
事实上，自“九·一八”
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企图吞并中华的狼子野心已暴露无遗，北京知识界在国难临头热议为国家尽力做事的聚会中，李四光曾热心参加以胡适和丁文江为核心的议政活动。
胡适在《丁文江传》中说：“有几个朋友，如李四光先生，如陶孟和先生，如唐钺先生，原来也常来参加讨论。”
可见，李四光与丁文江之间，此时已不局限于地质学方面的联系了。
李四光意识到战争不可避免，还预料到战争爆发后，要长期保住沿海及滨江重镇恐难办到，长期抗战的根据地应在内地，应该早到内地去做准备工作。
于是，李四光同时任广西大学校长的马君武商量，拟在广西大学内设立一个科学实验馆，招纳技术人才，从事种种战时必需的物资器材的研究。
这个建议立即得到了国民党桂系首脑李宗仁的赞许，李四光很高兴，跃跃欲试，恨不得早日到桂林来大展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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