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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作家有着天生的正义感，我希望看到每个现代作家都有一种国际主义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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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作家更是如此，要使想象力飞越人为的界限，使理智的诚实替代可怜的忠效。
《龙须与蓝图》的副标题是《战后文化的思考》。
包括《关于机器的反思》、《易卜生在中国》、《龙须与蓝图》和《文学与大众》四篇演讲论文，1944年7月由伦敦引导出版社出版。
《关于机器的反思》谈的是英国长篇小说中关于“机器”
的处理，以及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对“机器”
的看法。
《易卜生在中国》主要讲易卜生和他的戏剧，如《玩偶之家》、《人民公敌》、《海上夫人》等，对五四期间中国戏剧的发展产生过非常大的影响。
更重要的是，它们所表现出的憎恨、抗争、反叛现实社会的思想意识，正好适应当时中国青年渴求个性独立、精神自由和社会改革的需要，甚至适合当时中国的政治形势。
《文学与大众》是篇对印度的广播，浅淡中国文学与大众的关系，“抗战爆发前几年，就有许多白话文运动的坚定支持者抱怨说，白话作家‘艺术的散文’和‘象征的诗歌’比文言的作品离大众更远……实际上，一大批普罗文学作品对普通读者来说，同我们颓废的象征主义者的创作一样难懂，所以，三十年代初期，就有许多作家和批评家呼吁使用‘大众的语言’。”
《龙须与蓝图》是1942年底萧乾在华莱士藏画馆的演讲，这个题目很有象征性，“龙须”
象征中国的传统文化，“蓝图”
代表西方的机械文明，即现代化。
英国著名小说家、评论家乔治·奥维尔在1944年8月6日的《观察家》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的奇迹》（ese Miracles）的评论文章。
他说：“萧乾先生论述的问题自然是，中国的古老文化能使中国发生变革，成为一个现代化机械化的国家吗·对世界其他地方，这也许是个更迫切的问题，因为如果中国走一条与日本相同的路，那结果将难以想象，中国已能生产机枪，毫无疑问，用不了多久，她就能生产轰炸机……但她的艺术传统植根太深，以致不能为机器所毁灭，同时，中国人又不得不跻身现代世界，而且不喜欢人们说她猪尾巴（辫子）比钢盔更好看。
然而，如果她能适当地避开外部世界的干扰，她又乐于回到龙须（即回到中国书法，回到她所包含的悠然闲适的文化）”
。
9月6日的《曼彻斯特卫报》（The Maer Guardian）载文评论说：“中国革命的真正重要，在于使青年一代的思想发生了变化，抗日战争使他们的思想拓宽并成熟起来。
萧乾先生主要谈了中国在过去四十年的磨难中，产生了引人注目的新文艺运动。
论及机器暴政的文章具有世界意义，他的写作富有魅力，凡希望了解中国现实的人，无论长幼，都该读读这本书。”
8月12日《泰晤士》报文学副刊的评论《一位中国思想家》极有见地，它认为“这本书的目的是要检验中国知识分子的位置，展示古老思想与现代思想之间的‘苦难斗争’，探讨中国传统与西方技术之间可行的调和方法及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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