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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下人的革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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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谈论乡下人的革命性，显然有废话的嫌疑，谁不知道中国革命就是乡下人的专利。
工人阶级在俄国人撑腰下充了几天革命的领导，后来实在领导不下去了，只好待在城里看热闹。
原因很简单，当年的工人阶级，尤其是代表先进生产力的产业工人，其社会地位和生活条件都比农民好，而当年的革命是造反，杀头的买卖，只有活不下去的人才乐意干。
晚清以来搞现代化搞得城乡进入了二元轨道，城市虽然不见得兴旺，农村倒是一天比一天惨，那些惨到极点的穷乡僻壤才闹革命闹得凶（即今天的老区是也）。
这种越穷越革命的道理，细究起来好像也不是那么回事，苏维埃时期中国西北都穷，为什么就陕北闹了革命？跟江西比西北更穷，为什么江西革命闹得更凶？无数历史和现实的事实告诉我们，农民显然比城里人更能忍受苦难和不公，被逼无奈之后，他们可以选择告状、逃亡、等死和造反，事实证明，选择前三者的似乎要更多一点，造反都难，更何况革命。
看了黄树民先生的《林村的故事》，我最想说的话题，就是农民的革命性。
由于历次政治运动都被说成是一场革命，所以，在这里，运动就等于革命。
实际上，在我看来，正经八百的农民基本上没什么革命性，更多的是忍耐和起哄，做稳了奴隶，就一忍百忍，比唐朝的张公艺本事还大；求做奴隶而不得，就跟着起哄，比19世纪巴黎的无套裤汉还暴民。
在革命时期，起哄也可以被说成“革命的跟进性”
，跟进得越踊跃，革命的声势也就越大，革命带来了破坏，但也带来了狂欢，只要不革到自家头上。
王学泰先生是研究游民文化的专家，在他看来，农民里想造反的不多，造反的大多是脱离了土地的游民，他们没有土地、宗族的牵挂，也没有乡土道德的羁绊，闹将起来，运气好的话，失去的只有锁链，而得到的是整个世界。
所以，即使是现代的农民革命，也绝对离不开游民。
有些人总是批评共产党在搞土改的时候依靠流氓无产者，更早一些，当年大革命时的湖南农民运动，那些“踏烂皮鞋的，挟烂伞子的，打闲的，穿丝褂子的，赌钱打牌四业不居的”
革命先锋（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原本），在农民协会里“称王”
，因而被人讥为“痞子运动”
。
其实将这些人搅进来也非共产党人的本意。
我曾经跟当年参加土改工作队的老人谈过，他们说，在运动之初，他们对那些乡村的二流子也很反感，专找村里正经八百的贫雇农做积极分子，扶植这些人领导运动，然而，这些人大半木讷老实，脑筋不灵，什么事都说不清道不白的，而且往往不够勇敢，指望他们斗地主、分田地，形成一种革命的气氛，似乎是连门也没有。
而那些明白事理、有文化的，此时又大半是革命对象，所以没有办法，只好请这些“革命先锋”
出山，这些人一冲二杀，大家跟上去，土改也就轰轰烈烈了。
也许有人会感到奇怪，为什么带有如此强烈的清教道德主义色彩的革命，会允许毫无操守可言的流氓无产者厕身其间，而且占据中心地位？部分原因就是农民的革命性太差，而革命的既定目标又得实现，所以即使是那些怀有一腔理想主义道德情怀的革命知识分子，也不得不和那些“勇敢分子”
相结合。
不过一旦这种结合实现了，那么所有这些“勇敢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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