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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重臣被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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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业三年（607）七月丙子（二十九日），隋炀帝以“谤讪朝政”
的罪名，诛杀前期元老重臣高颖和功臣武将贺若弼、宇致，并免去苏威宰相之职，是当时轰动朝野的大案。
高颖在隋文帝晚年因卷入太子储宫之争而失宠，在隋文帝欲废太子而立杨广之际，高颖以“长幼有序”
为由进行过劝阻，高须出于道义良知，完全是为国家考虑，但他的儿子娶杨勇女为妻，自己是太子杨勇的亲家翁，因而被目为有私，不仅失去隋文帝的信任，免去宰相职务，而且遭到杨广的忌恨。
接着又有小人谮毁，隋文帝诛王世积时险遭株连丧命。
“除名为民”
后高颖反倒如释重负，自以为此得免于祸。
的确，伴君如伴虎，宰相再忠诚也难免遭到皇室的猜忌，稍有不虞便会遭来杀身之祸。
高颖在隋文帝时能保全性命已是万幸，自后他居家一言不发，但却心存社稷，忧国忧民。
隋文帝死后杨广即位，为撑门面，或许是杨素的建议，闲置已久的老宰相高颖被拜为太常卿，这虽是一个掌管礼乐清商的闲职，但既有职，高颖也就认真负责地去工作。
当隋炀帝下诏，收集旧北周北齐的乐人及天下的散乐时，高颖即上奏曰：“此乐自隋文帝以来久已禁废，若要征集，恐怕无识之徒弃本逐末，递相教习。”
高颍怕由此造成奢靡之风，于国于民都没有益处。
他的奏言当然未能劝阻隋炀帝，却惹得隋炀帝为此不高兴。
高颍心存国家，对隋炀帝继位三年来大兴工役，游乐侈靡甚为忧虑，曾对副手太常丞李懿说：“周天元以好乐而亡，殷鉴不远，安可复尔!”
当隋炀帝北巡至榆林，造千人大帐，召突厥启民可汗宴饷，以鱼龙蔓延之乐厚待突厥时，曾多次统率大军征讨过突厥深知突厥情性的高颖更是按捺不住，他怀着无限的忧虑对太府卿何稠说：“此虏颇知中国虚实，山川险易，恐为后患。”
高颖的这些话不能说没有道理，也没有丝毫恶意，但在一片颂扬声中头脑已很不冷静的隋炀帝那里，是难以听得进去的。
高须心直口快，又对观德王杨雄说：“近来朝廷殊无纲纪。”
结果被人奏告。
同时被奏的还有礼部尚书宇文致、光禄大夫贺若弼，宰相苏威也在其列。
这几位均为先朝文武重臣，功勋卓著，时已老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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