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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编年史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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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跟冯唐还不大熟的时候，有一次问他：“你觉得自己是个讲故事的人还是故事中的人？”
他答：“恐怕主要还是个观察和讲述之人。”
在我准备写自传的时候，这是一个在心头萦绕不去的问题——总觉得只有人生故事的主人公才应当写自传，如果人生没啥故事，只是写故事的，就不应当写自传。
按照这个标准，只有历史人物才可以写自传，历史上没有一笔的就不该写。
直到看到格里耶的自传，才觉得自己没准儿也可以写写。
他就是一位作家，这辈子做的事就是写小说，拍电影，他自己的人生除了每个阶段的感受，也没啥故事。
既然他可以写，我也就可以写，或者说可以写像他那样的自传：不是足以载入历史的人生故事，而只是一些思考和感受的片段。
1952年：出生
我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干部家庭。
爸爸妈妈都是后来被叫作“三八式”
的干部。
他们是1938年红军到达陕北后奔赴延安的一代知识青年中的两个。
他们的“仕途”
不算太坎坷，所以我感受到的生活压力也不算太大。
只是爸爸1959年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那时我才七岁，不大懂事，家里也没人对我讲这件事。
所以到1962年开“七千人大会”
给爸爸平反后，在父母是巨大挫折的这件事，在我那里就像没有发生过一样，波澜不惊。
父母的感情似乎也有过一点问题，但是他们都很小心地掩饰过去了。
所以直到我过了青春期，从来都没听到过什么关于他们俩的坏话，差不多算得上是在一个“和谐家庭”
环境中长大的孩子。
我的心理之所以发展得比较健康，大概同我生长的环境从来没有过太大的精神创伤有关。
这个生长环境给我带来的唯一负面影响就是：我思想不容易深刻，情绪不容易激进，成功的动力不容易太大——因为从来没有缺过什么，也没有过什么大的挫折感，于是也就没有太多强烈的渴望。
我的小名值得一提：我出生时正当“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
的“三反运动”
如火如荼之时，从小我学会的第一首儿歌就是“反贪污，反浪费，官僚主义我反对”
。
由于父母一辈子搞新闻，政治嗅觉比较敏感，政治热情比较充沛，所以给我起个小名叫“三反”
，我一直到七岁上小学之前，都叫这个名字。
王小波和我同年出生，可是他爸爸恰恰在“三反运动”
中出了事，所以他刚认识我的时候，好一阵子不能习惯我的小名，他曾用难以掩饰的厌恶声调抱怨过：“你的小名怎么这么难听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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