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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主义以及民主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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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贝尔来说，现代主义的分析应当依据两个坚实的原则：其一是现代艺术，它被界定为自我的表达以及对于一切盛行的风格的反叛，它与关乎社会、效率以及公平这三者的主要规则均相悖；其二是这种不协调本身，这种不协调导致了人们无法用反映经济的或社会的词语来阐释现代主义的本质，“理念与形式是与以前的理念与形式的对话的结果，或接受，或拒绝”
。
带着对机体论以及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成见，贝尔描述了民主社会异质化的功能、撕裂民主社会的相悖的逻辑、自立以及架构的不兼容性等。
这些恰好是该分析的价值所在，尽管贝尔在其中罗列了大量的参数并拒绝对现代性进行简单表述，但同时，这些也是包含有众多不连贯的拮抗性命题的缺陷所在。
顺应这些现象性的而非结构性的离析，人们便失去了那承载着现代文化的历史延续性，尤其是失去了将现代文化与平等维系在一起的各种关联性。
因此，需要对社会学家所提出来的种种不可调和的对立加以警觉，因为只有在一个更大的历史跨度内，才能实现对诸多中断与决裂的内涵的精确评估。
用“各秩序的离析”
来分析当代社会并非完全正确，因为它缺乏一种长跨度的时间性，结果便是忘记了这点：现代主义艺术与平等并不是不协调的，它们都是一种民主的以及个人主义的文化的组成部分。
现代主义并不是第一个伟大的决裂，在历经了一个世纪之久的对传统的猛烈摧毁以及极端的创新之后，现代主义便开始在文化秩序中继续自己的事业，即依照民主模式建立现代社会。
现代主义仅是百年以来的这个浩大历程的一个侧面，它促进了一个以个体与民族主权为基础、摆脱了神的奴役、摆脱了世袭的等级制度以及传统的桎梏的民主社会的到来。
到了18世纪末期，这个历程在政治及司法秩序上实现了尤为明显的文化延伸，日臻完善的民主革命事业确立了一个没有神、纯粹表达平等的人人向往的社会。
自此以后，社会致力于以人为考量来进行彻底的自我塑造，而不再以不可触犯的、时过境迁的集体遗产为考量，社会拥有了自己确立方向的权力，没有外在的考量，也无须按照绝对的、指定的模式。
与革新艺术家们进行拉锯战的“过去”
，它的优势地位被废黜，这不正切中要害吗？与民主革命将社会从无形的力量及其衍生物—等级世界—中解放出来的道理一样，艺术的现代主义使得艺术与文学摆脱了对传统的遵循、对大师的膜拜、对惯例的服从。
社会不再从属于外部的非人类的原始力量，艺术也不再遵循“叙述加再现”
的惯例，依据同样的逻辑，一种以自由个体为根本的“自立”
的秩序也建立起来了。
继莫里斯·德尼（Mauriis）之后，马尔罗曾经这样写道：“新艺术所寻求的是颠覆客体与映像之间的关系，即客体明显隶属于画面的这种关系”
，现代主义要以“纯粹的创作”
（康丁斯基，Kandinsky）来走进一个有形的、声音的、感觉的世界，它是自由的而且是至上的，不屈服于外部的规则，而无论这些规则是宗教、社会、视觉的还是文体的。
现代主义和对平等的诉求丝毫不矛盾，现代主义依旧是民主革命为改变自身被动处境而采取的行动，它是民主革命以不同方式的一种延续。
现代主义建立起一种摆脱了过去的、自己主宰自己的艺术，它表现了平等，它是民主文化的第一次显现，这是一种带有精英特征的脱离大众的艺术。
在这种情况下，再用社会学方法来分析艺术就有了局限性，因为它就像是在做“分类工作”
，尽管它是基于合乎规范的差异化与区别化逻辑的体系。
呈现艺术真实功能的是始自19世纪末期的现代主义历程，而非群体文化消费表现出来的有关认同与不认同的社会的、符号的约束。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并不能将现代艺术降格为一个仅局限于文化贵族社区内的范畴，它是用来提升一种自由、试验性的而且界限永远模糊的文化的手段，是一种无限、开放的创作，一种处在永恒革命状态下的符号范畴。
换而言之，它是一种确切、完全在于创新的个人主义文化，同时也是一种将人们的意愿奉为至尊的政治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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