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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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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夫妻轮得上状元做媒的不多，且不说状元本就稀少，难得的是这稀少的人群还与人说媒，这当然就更微乎其微了。
京剧《状元媒》是状元给人做媒的一例，说的是宋朝柴郡主跟随宋王去狩猎，被番邦掠走，多亏杨六郎奋战群敌，救郡主得以生还。
柴郡主以珍珠衫赠杨六郎，以示爱意。
回銮后，救郡主的功劳被叫做傅丁奎的小将窃取，皇上主婚，将郡主许与傅丁奎。
柴郡主不得已托新科状元吕蒙正从中周旋做媒，说服皇上，最终如愿以偿。
《状元媒》是戏，是杜撰的故事，而现实生活中，我父母的婚姻却真正是由状元做的媒，在北京的南营房曾传为一段佳话。
“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非受币不交不亲”
，本不相知的父母，由状元做媒，走到了一起，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他们相携着经历了金家的日月，走向了平常，走向了衰败，走向了人生的终点；淡出了后辈人的视线，化做了清风，了无痕迹。
在北京城内留下了“状元媒”
的故事。
提及母亲，我不能不说说北京朝阳门外的南营房。
南营房四甲57号，是母亲的娘家，现在，那里已经变成了一片居民小区，与北京众多小区如出一辙的相似，如出一辙的陌生。
那些低矮的灰瓦房没了，成为了记忆；那些熟识的老街坊们也散了，无处查找了。
上世纪八十年代我还回过那里，去看望头脑已不甚清晰的舅舅。
尽管那时母亲已经故去十几年，南营房的街坊们见了我还在盛赞母亲的婚姻，怀念从这里走出去的母亲，谈论着状元媒人刘春霖。
记得我最后到南营房的时候是个温暖的冬日，舅舅陈锡元和他的朋友老纪正坐在小炕桌前喝酒，下酒的是老纪带来的一包“怪味胡豆”
，胡豆来自老纪儿子从四川出差回来的奉献，在北京是一种新兴食品。
俩老头儿喝得都有些高了，情绪有些不稳定，被某些悲壮的气氛包围着，引得炕上的黄猫也张牙舞爪的有些亢奋。
我进门的时候，两人都是眼泪汪汪的。
舅舅一见面就告诉我，南营房被划入了拆迁范围，开春这儿就将变成一片平地，陈列在朝阳门外几百年的南营房将不复存在，将变成一片大楼。
舅舅在说话的时候声音低沉，喉咙里压着痰，很简单的事半天才说清楚。
屋内的生铁炉子泛出煤烟的气息，有点儿呛人，南窗污浊的玻璃闪烁着历史的辰光，不是没有擦拭，是压根儿就擦不出模样来了。
推溯玻璃的历史，年龄肯定比我要大，母亲在做姑娘的时候曾经将它们擦拭得晶亮，一尘不染。
现在两个苍老的人，在脏污的玻璃跟前，抿着缺牙的嘴在吃豆，伴随着胡豆的还有一包用黄糙纸包着的豆制品——素鸡。
低劣的白薯干酒，从钉了铜锔子的小酒壶里源源倒出，两个质地、样式不同的酒盅，老旧的图案，在酒的洇润下显得有些生动。
红漆的炕桌积满了油腻，难寻本来面目；墙上挂着两年前的盆景挂历，页面停留在夏日的八月。
空气中飘浮着尘埃，铁壶里冒着热气……这就是南营房，我母亲的娘家。
我安慰舅舅说，拆了旧的可以住新的，新楼房有暖气，有卫生间，清新亮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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