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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这些善良的阿姨，让我认识了真正的煤矿人、真正的矿嫂。
我在之后从事的记者工作中，报道大小矿难不下十次，事故的善后工作处理中，经常有矿领导对遗属采取恶劣的态度，碰到这种情况，我心里就像在流血，我真想大呼一声，为这些在痛苦中的阿姨们说句公道话，但职业的原则性不允许我这样做，于是只能在无人的时候对她们加以慰藉，再表达一点儿自己微薄的心意，只有这样，我的心灵上才能得到一丝安宁。
柿子卖的时间长了和矿上人相对熟悉了，除了无微不至关心我的阿姨们，还有许多叫不上名字的工人师傅，他们看见我们都争相打个招呼，或者投来微笑的眼光，在与他们的聊天中，我也慢慢了解了这个煤矿的一些情况。
阿姨们的丈夫经历的那场特大瓦斯爆炸事故，当时震惊了全世界，关中的一个生产大队在那次事故中就有十三个鲜活的生命消失了，他们其中只有三人结了婚，遗孀被安排在矿上充电房上班，或者其他类似的地面工作；没有结婚的遇难者，则是安排兄弟或者直系亲属到矿上继续下井。
发生事故时，煤矿还是军事管理，封闭了对外的一切消息，从煤城渭北市到矿上三十多公里的公路全部封闭，只允许救援的车辆通行，渭北市所有的木材加工厂为遇难矿工做棺材。
被管制的公路上除救援的车辆外，全是装着棺材的大货车。
进矿的车辆是空的，棺材装在车厢里不是很显眼，而出矿就不一样了，车里除了装着遇难矿工遗体的棺材，还装了多半车的煤。
煤在当时是紧俏物资，我们卖柿子回去空车也曾想过能否拉一车煤，那是比天还难，要矿长批条子才能准许，这样非分的念头很快就打消了，想也不敢再想。
可想能给遇难矿工装大半车的煤，和棺材一起运回去，是对家属多么大的安慰啊！
遇难矿工的地位是那么的崇高。
棺材装在煤堆上，用粗壮的麻绳从不同方向不同角度，死死地捆住棺材，上面站着四到五名矿工，不是遇难者的乡党就是工友，他们以这种方式护送工友回家。
另外，车上还放几把铁锹，无疑是到家卸煤用的，装着矿工遗体棺材的车辆行走在公路上是那么的扎人眼球，那样的悲伤与沉痛。
矿上人说，半年时间，矿上陷入一种阴暗的悲痛之中，所有人把眼泪都哭干了，为了吸取事故教训，怀念遇难矿工，播送新闻的大喇叭停播了半年时间，矿难已过去了好几年，人们才慢慢地缓过神来。
那时候年幼，对灾难、死亡理解得不是很深刻，总觉得离我是那么遥远。
随着年龄的增长，后来亲身经历了多次矿难的采访，眼看着同事从身边消失，我才对这个矿曾经的那场特大矿难感到恐惧。
人和大自然做斗争，矿工从事常人看不见、理解不了的高危行业，事故率是客观存在的，煤矿和军队一样，国家有死亡指标，而煤矿工人明知道有危险，死亡率高，他们还是要往前冲，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们从事这项工作之前，就做好了献身的思想准备。
共和国工业起步阶段，国民经济建设急需要煤炭，煤矿工人心目中有无限的荣誉感和自豪感，认定即使献出了生命也在所不惜。
有一件事情让我非常敬佩，上一年级的时候，老师让同学唱的第一首歌《唱支山歌给党听》的词作者，就出自这个矿一名矿工之手。
作者姚筱舟在井下边挖煤，边构思，升井后趴在集体宿舍的床板上一口气写成，投在杂志上发表，被雷锋发现抄录在日记里，朱践耳谱成曲，从此唱红了祖国大地的大江南北、长城内外。
从对煤矿间接的认识中，我深感煤矿行业的伟大，崇尚煤矿险恶而有挑战的职业，向往煤矿工人内心的那种荣誉感与自豪感，励志努力当上一名煤矿工人。
通过卖柿子的经历与感悟，我亲身体会到矿区是个大社会，一旦能融入这个群体，就再也不用拉架子车挣钱养家糊口了，每月4日按时发的那五十八元工资，抵得上一家人一年的农业收入，而且在这里能干出名堂，回家招人羡慕。
那个年代，农村还没有化肥，农民不懂得科学种田，我们村里一亩地最多只能打四百斤麦子，一个劳动力每天挣九分钱，生产队给各家各户分配的口粮够吃半年，是煤矿、柿子这些没有本质联系的概念与物质，让我们方圆几十个村庄几千号人度过了饥荒，过上了平淡满足的生活。
拉着架子车到煤矿卖一趟柿子，一个来回快了七天，慢了八到十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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