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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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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史者，信也。
国史氏曰：甚矣，知人论世之不易也。
本传记追溯的，已是整整一个世纪前开始影响到中国历史行程的众多先行者之一，欲信，更是难上加难。
珍贵史料随时代变迁，沦海桑田，日渐淹没，然而，这尚非主要的阻隔。
更重要的原因是：自古以来，治史者只注目于帝王将相，英雄豪杰，为伦理史观所拘，留下的几乎仅是一部政治史，这是传统，也许无可非议。
君不见，金碧辉煌的皇宫帝陵均只为他们所设，文史馆里青灯黄卷，也只照得见他们嗜血的业绩。
又有谁会留意到从事商业工艺，默默为民积累财富的“市侩”
？——古书记载，视工者为“末业”
。
陶朱公以巨贾传名后世，也只因他曾为赫赫有名的谋相范蠡罢了。
著名学者严复曾说：“盖言禹之功，不过能平水土，俾民奠居而已。
言稷之功，不过教民稼穑，免其沮饥而已。
实业之事，将以转生货为熟货，以民力为财源，披之以工巧，塞一国之漏厄，使人人得温饱也。
言其功效，比隆禹、稷，岂过也哉。”
在当日，已属惊世骇俗之言，今天听起来，可能在许多人仍觉逆耳：怎么，把兴实业的商贾，比做了禹、稷等先皇圣人，太过分了吧？
但历史总是以它视野的开拓来显示公正的。
沉滞的封建社会，也许只能有王朝更迭的记载。
随着历史视野的扩大，人们不难看到，更多人都被卷进了历史，并创造了历史。
当一代伟人孙中山在上世纪末与本世纪初崛起之际，著名革命家、壮烈蹈海的陈天华就已说过：“泰西革命之所以成功者，在有中等社会主持其事；中国革命之所以不成功者，在无中等社会主持其事。”
这段话，则已在呼吁中国的实业家、大商人争取自己的独立地位，以身系革命成败的气概迈向时代的前列。
此书的传主马应彪便在此列。
绝非偶然，他，作为先施公司的也是香港的第一家华资公司的创始人，与当时全国著名的四大公司的开先河者，大都是孙中山先生的同乡一样——他是广东香山县人。
他自结交孙中山后，受到教育熏陶，使他平凡的一生，渲染上极不平凡的传奇色彩。
在当时，只重在商言商，不涉政治，搞革命是要冒杀头风险的，而马应彪先生却置生死于度外，一边经商，亦一边兼任孙中山先生的军需官，对孙先生的革命，鼎力相助，在商实属难能可贵。
作为中国民主革命的领袖孙中山，本身亦是马应彪及当时新兴的民族实业家们的民主意识与现代意识的体现者，也是这些人的政治利益与经济利益的代表。
在近代史中，广东的三大革命运动造就了三次杰出人才的群落，第一次是洪秀全、洪仁玕等，第二次是康有为、梁启超等，第三次，则是孙中山先生与马应彪这一批民族实业家，呈现出了更绚丽多姿、光焰夺目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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