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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价值的擅变——唯物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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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不止一次地使用过历史的“显性因子”
和“遗传基因”
之类的术语。
自然，如果把历史当做活体看待，使用这样的术语是理所当然的。
如同一个人成长之际，童年时代的“显性因子”
可谓天真无邪，该笑就笑，该哭就哭，颇有点庄子的味道。
人类的童年时代不妨也这么看。
长大了，性成熟了。
青年的“显性因子”
便是胡子、喉核之类了。
到了壮年，更年期反应，而后，还有老人斑……同样，人类社会的初期，自然天性是充分一些，白然史观便也这样形成，说庄子是第一个反异化的思想家，的确不假，他反对“人为物役”
，要求“不物于物”
，甚至看到了千年后“人吃人”
的可悲结局：“千世之后，其必有人与人相食者也。”
可谓不幸而言中，理学“以理杀人”
，不就是中国社会发展成熟的一种异化了的可怕力量么？
所以，其后的“显性因子”
，便是血缘宗法关系上形成的伦理道德观念了。
它初步的完成形态是在汉代，即董仲舒的“废黯百家，独尊儒术”
，以伦理为本的“礼治”
——“君怀臣忠，父慈子孝，政之本也”
（《云梦秦简》）。
作为这个“礼治”
的显绩，便是汉代的繁荣昌盛。
但这一“显性因子”
也有其自然衰老、走向反面的过程。
于是，三国两晋南北朝，反伦理、纵人欲的潮流**，加上外来文化的冲击，中国历史出现了一次激活，达到了古代繁荣的顶峰，越过印度文明的高度而成为世界文明的奇峰。
但是，伦理社会的“遗传荃因”
虽一度被抑制，但不曾消失，而且仍顽固存在，于是，在宋明时期，又重新武装了起来，成为极为反动的理学体系，在中国造成了极为巨大的历史性创伤，使中国文明的进程远远落在了世界的后头。
于是，中国社会又处于了类似魏晋时期的局面——那时面临的是亚洲的另一个文明：印度自4世纪始的太平盛世，而此时，则是整个欧洲的工业革命及以后欧美的科学繁荣。
自汉代到唐代，和平渗人的印度文化长达数百年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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