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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烽火功德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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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在东北的抚顺战犯管理所犹如一个温暖的大家庭，而处在一国之都的北京战犯管理所，条件自然也不会比抚顺差。
就在廖宗泽、周养浩等44名西南战犯被转往抚顺一年后（1957年10月中旬），沈醉与原国民党热河省主席、云南绥靖公署副主任孙渡、江阴要塞司令孔庆桂、刘文辉部24军参谋长王靖宇等4名西南战犯也由重庆转到了北京。
这次转押，与当年沈醉与徐远举等人从昆明转往重庆时大不相同了。
那一次，他们全被蒙上了牛皮头套，锤上了脚镣，戴上了手铐，而这一次，则由重庆战犯管理所的两名管理人员陪同，和普通人一样，从重庆坐轮船到武汉，再从武汉乘火车到北京。
一路上，没有人能看出他们是犯人，无论是船上、火车上，管理人员对他们的要求仅有两条：不乱走，不要与其他人说话。
离开重庆的第三天傍晚，沈醉等人终于抵达了北京。
一辆吉普车立即把他们送到了郊外的一所大院里。
下车后，四名犯人都在好奇地打量着陌生的环境。
只看四周高墙环绕，墙头灯火通明，大门前方有一个广场，四周无数的房子、18条胡同，每条胡同口均有铁栅栏，呈放射形地围绕在一幢几十公尺高的八角楼四周。
楼顶上只需站一个哨兵，就可以看清楚各条胡同里的情形。
孙渡忐忑不安地问：“这是啥子地方哟？”
沈醉却马上认出来了，说：“这里就是过去有名的京师第二模范监狱，是段祺瑞执政时期，由他的司法总长罗文干扩建成这个规模的。
抗战胜利后，我清点军统在各地没收的敌伪财产，曾到这里视察过。
北京人称这地方叫功德林。”
在这里，除国民党的高级将领杜聿明、范汉杰、宋希濂、廖耀湘、黄维、陈长捷等近一百多名高级将领外，还有在全国各地被俘、被捕的国民党军统头目，如曾经在共产党内担任过要职、被抓捕时也是国军中将的文强，国防部少将专员、原军统电讯处副处长董益三。
保密局第二处副处长黄逸公等数十人。
战犯学习委员会办起了新生墙报。
说是墙报，其实是一张陈旧而白净的双人床床单，贴在床单上方正中的红纸上，有新生园地4个大红字，而在床单两侧的红纸上，有“改恶从善、前途光明”
8个大金字。
这是文强的正楷，他把金字下面的红纸，分别剪成象征着心脏的桃尖图形。
文强脱党后经国民党著名将领程潜、张治中等黄埔教官的介绍，加入了国民党，1936年秋，文强被任命为国民党参谋本部乙厅任上校参谋。
1937年8月，被戴笠委任为上海三极无线电传习所所长，秘密身份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特务处驻上海办事处上校处长。
1940年秋，文强改任上海统一行动委员会兼军统局策反委员会主任委员。
1942年，戴笠委派文强为军统局华北办事处少将处长，1944年11月初，戴笠任命文强为北方区区长。
此间，文强曾将华北、东北近百万之众的汉奸部队策反过来，因此以特殊功绩而晋升为中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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