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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名是认识世界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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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者：《南方都市报》黄兆晖
时间：2004年8月27日
命名是人们认识世界的一个标志
访谈者：吴思先生你好，这两年，你的著作《潜规则》、《血酬定律》都成为文化关键词。
可是在某些人士看来，你的最成功之处在于命名能力，而不是学术水平，你怎么看这个意见？
吴思：因为一直做新闻，所以取标题是我的职业长处。
不管是办杂志还是办报纸的时候，我都是做标题的好手。
在学术上，比如纯粹的历史学，我的水平比起一些专业高手有相当大的距离，有的学者是《二十四史》全过下来的。
所以他们说得不错。
但是命名本身就是人们认识世界的一个标志，很多事物你感觉到了，命名出来就能仔细理解它，而且能够讨论。
命名是很重要的，也是学术活动中的重要内容。
而且，如果把学术活动理解得更宽点，不仅仅是对资料的掌握，而是对事物内在联系的把握，对事物本身特质的辨认的话，我觉得我在这个方面做得还可以。
访谈者：他们甚至认为你提的某些概念，比如血酬定律，国内外思想家也表达过类似的看法，并非你真正首创。
吴思：国内与血酬定律的研究最接近的，是一位研究过中国土匪的经济学家奥尔森，他提出了坐寇、流寇之分，土匪坐久了就有转变成政权的趋向，这就是所谓的“成王败寇”
，中国的古汉语表达得很清楚。
他解释了“成王败寇”
的现象，但是还没有揭示出形成“成王败寇”
的机理。
他并没有提出类似于“血酬”
的概念，而“血酬”
正是生命与生存资源交换的核心概念，即追求卖命收益的最大化，这是“成王败寇”
的关键所在。
我也没有看到西方有这样的解释，我觉得这是西方社会生活的特点造成的，他们这方面的问题没有严重到我们这个地步。
我目前没有看到别人做了跟我同样层次的工作。
访谈者：你曾经拿自己的研究和“体制化的学术”
做对比，你怎么看待体制化的学术？
吴思：因为我不在体制化的学术机构里，只能说一种“在外”
的感觉，评价得可能不够中肯。
我们的体制学术，有些问题是伪问题，或者没有问到点，回答这样的问题，好多精力就浪费了。
当然它起到了整理资料、澄清一些细节问题的作用，这些都是有益的。
但是在研究框架上，有些是扭曲的，也许并不适应中国社会，你用这些既定观念去套，去解释中国历史非常困难，捉襟见肘，自我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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