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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皇帝的利害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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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在洪武三十一年（1398）去世，他的孙子建文帝登基。
在即位诏书中，以温文尔雅著称的建文帝宣布：“今后官民有犯五刑者，法司一依《大明律》科断，无深文（刻意罗织从重从严）。”
这句话的潜台词是：今后不许依照《大诰》中的严刑苛法断案。
《大诰》被不动声色地废除了。
建文帝很年轻，生长于深宫，不熟悉基层情况，又被一群文臣包围着，这个决定背后显然有官僚集团的影子。
朱棣以维护“祖训”
的名义起兵，夺了他侄子的皇位，恢复了《大诰》的法典地位。
不过，坚持了19年后（1421），朱棣也宣布：法司所问囚人，今后一依《大明律》拟罪，不许深文。
三年后，朱棣去世，他的儿子朱高炽即位，在洪熙元年（1425年）正月发布的诏书中，朱高炽宣布他爷爷创建的群众监督制度为非法。
朱高炽是个弱皇帝，身边有一个觊觎皇位的兄弟，他的诏书有一股争取官僚集团支持的味道：“朝廷建置文武官，所以统治军民。
其间有官非其人，不得军民之心者，军民动辄绑缚凌辱，有伤大体。
今后凡有害军害民官吏，许被害之人，赴合该上司陈告。
上司不为准理，许诉于朝，不许擅自绑缚，违者治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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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说，历史用三十多年的时间绕了一个圈子，又回到了起点的位置。
农民被叮咬吸血，只能向长官反映，不能自己动手打蚊子了。
但长官自己不疼不痒，他真会着急替农民打蚊子吗？朱元璋说他十九年没见过一个，因此立法让农民自己打。
朱元璋生活的年代太早，又没有出国考察过，难免有些孤陋寡闻。
现在看来，长官未必没有打蚊子的积极性，这取决于他的乌纱帽在谁手里。
如果在农民手里，他就会帮农民打。
话扯远了，我们接着谈立法。
朱元璋也担心子孙后代废除他的良法，专门写了《祖训录》预防。
不过这仍是凭良心的事，子孙硬不理睬，他也不能从坟墓里爬出来撤人家。
而生来富贵的子孙，花钱办事的感觉必定不同于创业者。
开国皇帝好比一个小牧童，含辛茹苦创建了一个牧业王国，当上了牛羊百万的大牧主。
他很清楚，牛羊的利益是吃好喝好繁殖好，别被狼吃了，这与牧主的利益是共同的。
为了实现这块共同利益，最好精挑细选一万名牧工。
牧工不好不行，超编也不行。
假如牧工的数字达到90万，所谓十羊九牧，那多出来的89万自称牧工的家伙，在朱元璋和老百姓看来无异于虎狼。
朱元璋动杀心，因为他见不得虎狼糟蹋自己的心血，严刑苛法很合乎创业者的性格和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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